施特劳斯和沃格林作为思想家都充满魅力,他们身上有不
少相同的地方,让人抑止不住要把这两位哲人拿来比较一
番一一可是,这两人的思想又显得非常不同,分歧巨大,又使得
任何想要做一番比较的人感到棘手得很。
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都是犹太裔,都在德语国家长大和接受
高等教育,二战前先后从德国和奥地利流亡美国,随后在这个新
大陆的学界崭露头角,又碰巧都搞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基于
1949年在芝大的讲座而写成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和沃格林基
于1951年同样在芝大的讲座而写成的《新政治科学》,也都成为
各自思想成熟的标志。两人的思想出发点可以说都是对现代性
的哲学批判,而且也都从思想史人手一一尼采的现代性批判已
然清楚指明:西方的现代性痼疾病人膏肓,没有对整个西方思想
史的通盘把握同时又对好些关键性的细部了如指掌,就不可能
成为一个有资格给现代性把脉看病的良医一一20世纪以后,思
想大家必定显身为思想史大家。无论对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的
把握还是对各个细部的深入理解,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都显出敏
锐的思考眼光和深厚的学问功夫一一尽管两人对细部的掌握各
有偏重、对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的把握更是南辕北辙……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把施特劳斯与沃格林作对比
观.对于我们深入西方思想史问题的纵深非常有吸引力。可是,
要做这种对比谈何容易!因为,需要对比的不是两人的
“同”一一这方面几句话就可以说完,而是两人的“异” 要把
这方面说清楚,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世代,而且能否想
清楚和说清楚,还不一定。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公开论争,仅见于沃格林给施特劳斯
《论僭政》写的书评和施特劳斯在《论僭政》增订版中的简短回
应。因此,两人通信的刊布对于我们作对比观照意义重大
从通信中可以看到,两人原来并非老朋友,而是到美国后在学术
交往中才相互结识(写信都很客套)。随后,两人之间有过一段
时间的思想交流 从两人一生的角度看,这段时间非常短暂,
似乎双方都想说服对方,最终不了了之。施特劳斯显得率先放
弃说服或交流的意愿,两人的交往日益疏淡,最后干脆差不多没
往来……
这倒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真正的思想家之间,任何相互
之间的说服可能都会以徒劳告终,重要的是看清楚对方的立场,
从而进一步想清楚自己的立场。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便在于:他
们两人看清楚了对方的立场吗?如果看清了,双方各自是怎样
看的?如果没看清,又是怎样没有看清?倘若仅有一方看清了
对方,而另一方并没有看清对方,那么,看清和没有看清的是哪
一方……凡此种种都引人兴味。
如果要从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对比中有所收获,应该从哪
个问题位置入手?
《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一书的编者
似乎已经为我们提示了论题位置: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差异,就
是信仰与政治哲学的差异一 换言之,沃格林一生中的主要著
述看起来是在搞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信仰的哲学表白。
这本书的编排也很有意思: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第二部分由两人的各两篇论文构成,
第三部分是两人在美国的后学们对两人分歧的思考。不知道是
有意还是无意,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的编排是这样的:沃格林的
两篇文章被编排在施特劳斯两篇文章的中间,好像处于受到夹
击的位置。仅从文章标题来看,施特劳斯的两篇文章就像是对
沃格林的两个论题的尖锐挑战 或者说,开始是提醒……然
后是批判。
这两个勤勉的思想者虽然擦肩而过,却向我们透露出不少
重要的思想史线索。西方思想很早一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蛰伏
着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就在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古代希腊的城
邦制度毁灭以后,哲学并没有随之入土,而是随着希腊化进入了
犹太教、基督教,中古前期又进入伊斯兰教;到了近现代的西方,
则形成了基督教哲学,麻烦的现代性问题似乎就是从这种哲学
中生发出来的……当哲学进入最后一个古老的文明宗教一 儒
教时,现代性问题已然成为痼疾。反过来看,汉语思想倘若不突
破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视界,深入到西方思想的原始冲突中去,就
没有可能把自身面临的问题思考得桶底脱落一一犹太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如何应对哲学的登堂入室甚至入室操戈,恐怕才为
儒学如何应对自身的困境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1958年,沃格林从美国返回欧洲,在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执
教,建立并主持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Institut fur Poli-
tische Wissenschaft)达十年之久 令人费解的是,在战后的
德语哲学界,沃格林几乎没有留下影响的痕迹。退休以后,沃格
林又回到美国,继续据说因建立“政治学研究所”而耽搁下来的
《秩序与历史》后两卷的写作(参见Peter J.Opitz为沃格林的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1989]所写的德译本导言
[1994])。沃格林1938年到美国,1942年就在美国Baton的
University。{I.ouisiana找到了教职一一就学界的外在名声而
言,沃格林似乎比施特劳斯要大得多(差不多二十年前,国朝学
界已经有人撰文介绍沃格林和他的<<新政治科学》,见《国外政治
学))1987年第3期),却未能像施特劳斯那样,教出一帮出色的
弟子,从根本上修理了美国高等教育中最为核心的要件,其历史
意义至深致远 施特劳斯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创办“研究
所”或“研究中心”,而是单枪匹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教书,
带领一届又一届学生老老实实、一本一本地读我们自以为耳熟
能详的古典名著。
1998年笔者着手组译本书,何子建译出施特劳斯的《雅典
与耶路撒冷》和阿尔提泽的文章、林国荣译出<<神学与哲学的相
互关系》,随后刊于笔者当时主编的《道风》学刊。何子建因博士
课程太忙不能继续翻译,由张新樟博士接手,译出了书信全文
(书信编排按施特劳斯的生命时段分期,以便与施特劳斯通信集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对应,便于读
者对勘;随后张新樟博士因去德国做博士后研究,译稿又搁下
来……直到去年,谢华育接手译出余下的全部篇章,并校订了书
信部分,全书翻译终于完成一一可谓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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