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20世纪60年代，挟现代化浪潮之势，一批发达国家的法律学者，还有一些律师以及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致力于将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这一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颇具规模的社会实验，便是所谓法律与发展运动。然而，雄心勃勃的法律与发展运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到了70年代中期。在一片批评和反省声中，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便偃旗息鼓，告一段落了。
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主题。跨国资本在全世界流动，欠发达国家通过改革和吸引外资来谋求发展，国际经济组织则以法治和良治为援助的条件。在此背景之下，出现了又一轮法律与发展浪潮。新的法律与发展运动更多着眼于经济发展，但它们同样相信正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产权与合同法——在社会与经济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正好与这一浪潮相呼应。
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一开始就包含了法律和“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的双重目标。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法律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承认。法律促进发展，发展离不开法律。法律要为发展“保驾护航”。这类信念不仅流行于学者、媒体和社会公众当中，也是改革时期立法、司法以及政策制定的根据。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法律与发展的巨大实验场，汉语学术界中专注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几乎阙如，对国际间相关研究的介绍也少而分散。实际上，法律与发展运动中的各种假定在这里既未受到经验上的检验，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反思。这种情形与中国的改革在法律与发展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极不相称。
组织翻译一套法律与发展丛书，首先是为了引起国人对这一主题的了解和关注。为此，选题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主题本身的特点。法律与发展运动自始便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纠结在一起。当下的法律与发展运动除了延续和发展早期的增长主题和法律移植主题之外，又加入了全球化和社会转型两条线索。显然，要卓有成效地处理这一主题，任何单一学科的视角和力量都是不够的。换言之，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要求多学科、多领域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努力。
其次，根据中国当下的发展和需求确定其内容，下面几个方面被列为重点：(1)法律与发展运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法律与发展浪潮——中涉及的基本问题；(2)法律与发展运动在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如拉丁美洲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东亚、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展开的情况；(3)对法律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4)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密切相关的题材。
具体言之，这套译丛包括以下九种著作。
《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第三世界问题的解决和制度变革》是法律与发展领域中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该书的两位作者是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参与者，曾经在非洲多个国家教授法律达十一年之久，并以联合国咨询专家身份参与过中国的立法项目。他们试图透过第三世界国家法律与发展的广泛实践，发展出一套法律与发展的理论。
《制度与经济发展——欠发达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与治理》则是一部新制度经济学论文集，出自马里兰大学著名的“制度改革和非正规部门中心”(IRIS)。收入本书意在突出法律与发展研究与近年来成就非凡的另一种学术传统即新制度分析之间的联系。选择IRIS则是因为，该机构参与了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改革计划，促成了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变革。本书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诸领域学者之力，对IRIS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
《法律的价值——转轨经济中的评价》是IRIS的另一部论文集。它集中讨论了法律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兼及东欧国家和中国。俄罗斯是经常被用来同中国比较的另一种改革和转型模式，值得特别关注。
Edgardo Buscaglia和William Ratliff合著的《发展中国家的法与经济学》一书，是继其《发展的法与经济学》(1997年)之后的另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该书试图超越法律与发展的理论研究，通过对法律和司法领域公共政策的考察，用改革的经验资料来验证相关的政策主张。其中论及的司法改革、争议解决机制、腐败等主题，都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议题。两位作者在法律与发展方面有大量著述，尤以拉美研究见著．
《全球性解决方案——新法律正统性的产生、输出与输人》集合了一批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全球化背景下新一轮的法律移植进行了深人讨论。本书前几章集中于理论研究，后面的章节则考察了若干个案，尤其是拉美国家的个案。本书值得关注的除了其中对国际领域和拉美国家的研究之外，还有对于所谓“新法律正统性”的反思。
《第三世界的法律与发展》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全球化挑战，试图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提出和解决问题。循着这一思路，作者对发展的概念、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有助于发展的国家制度与国际秩序、以及法学家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对非洲国家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
与上面提到的著作不大一样，《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律与危机》是一部对法律与发展主题进行批判性审视的文集。关于本书，可以引用Tamanuba书评中的一段话：“‘一本书’由法律与发展研究领域一些最重要的学者新近撰写的文章组成，它们论及一系列人们关注的主题，从法律理论到宪政、刑法、公益诉讼、国际贸易、债务危机，以及关于发展中国家妇女与法律的若干问题。”(consists of recent articles byleading law and development scholars on a range of topical subjects．fromlegal theory to cormtitutionalism，criminal law，social action litigation，intemational trade，the debt crisis，and several aspects regardillg women andla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在批判理论的视角之外，对法律与发展主题中妇女问题的关注和发掘也是本书的一个贡献。
有关法律与发展的讨论很少论及发达国家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类经验不值得重视。发达国家历史上法律与发展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意义，经由Hemando de Soto的出色研究业已得到证明。因此，这套译丛特别选收负有盛名的美国法律史家James Willard Hurst的《美国史上的市场与法律——各利益间的不同交易方式》一书，旨在扩大视野，丰富对本丛书主题的认识。
这里要提到的最后一本书是《OECD国家的监管政策——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属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就此而言，将此书列入“法律与发展译丛”算是一个“创举”。不过，着眼于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实践，无论是制度和机构的革新(如各种监管机构的设立)，还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如医疗卫生领域)，或者是法律的刨制和实施(如《行政许可法》)，无不涉及监管主题。可以说，监管问题正是中国当代法律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OECD国家的监管改革为中国建立自己的监管体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相关领域的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相对于法律与发展研究领域中已经出版的文献的数量，译丛目前的规模远不足以囊括其中的精华。实际上，由于图书版权等方面的原因，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著作这次未能纳人译丛出版；而因为编辑方针上的侧重，一些能够反映最新发展的文献如一些国际机构和组织的相关报告也没有收入译丛。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并且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有助于人们对于法律与发展主题的了解，进而激发人们的兴趣去对其中涉及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最终，我们还希望，通过对世界范围内法律与发展运动经验教训的了解和反思，尤其是通过对中国改革实践切实而深入的研究，法律与发展的主题在这里得到认真对待，并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一个生长点。
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二零零六年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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