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之峰 ]——(2002-5-22) / 已阅65395次

可风，从凯南的“非军事遏制”，杜勒斯的“解放政策”，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都是主要针对苏联提出来的，其战略目标，都是通过和平演变颠覆苏联，达到最终从地球上铲除共产主义制度的目的。
（二）国际敌对势力采用各种手段对苏进行渗透，迫使其演变
为了达到和平颠覆苏联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一切手段的和平演变攻势。而苏联在进入80年代后，为了解决长期积累的国内问题，摆脱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实行改革，并向西方打开大门，寻求援助。这就不可避免地给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改革路线的指导下，苏联处处迎合西方的口味，以换取西方的支持与援助，从而一步步被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一） 大搞攻心战、宣传战，开展对苏联的思想文化渗透，搞乱其思想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把意识形态渗透放在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首位。他们知道，要从根本上征服社会主义苏联，就必须从攻心开始。就是通过攻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引导人们向往资本主义。伊勒斯形象地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青年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我们迟早会教会他们用我们所需要他们的方法来思考问题。”
从50—6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思想文化渗透。80年代以后，这种渗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主要做法：
一是利用新闻媒介主要是广播电台搞攻心战。早在50年代，杜勒斯就主张通过“美国之音”等机构“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使他们相信美国会给以道义上的支持”。实际上就是要利用广播颠覆东欧，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他还提出要建立一个由美国军事当局和国务院的有关官员组成的高级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对苏联、东欧的广播，使它具有充分的权威力量，来进行一场解放人类灵魂和思想的世界性战斗。到了80年代，尼克松又呼吁美国成倍地增加对苏广播，利用新技术，设法发射一颗能将电视节目传遍苏联的卫星。几十年来，美国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台广播网。其中“美国之音”、专门对苏联、东欧广播的“自由之声”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苏联、东欧进行了竭力的舆论攻势和颠覆性煽动。“美国之音”副台长公开宣称，“美国之音”的宗旨就是要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使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磨擦；尽量在共产党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萌。多年来，这些电台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大肆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渲染和夸大苏联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民主思想，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苏联产生了极坏的影响。60年代末以后，苏联“反思”历史、批判斯大林，揭露“大清洗”和研究超阶级的人性、人道主义逐渐热起来。近年来，苏联更是大搞“分开性”、“民主化”，消除历史空白点，对苏共历史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正好与西方的反苏宣传相呼应。“双重奏”的结果，使苏联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迅速泛滥，为苏联的演变奠定了思想基础。西方反共电台还直接参与和干预苏联国内的动乱。1989年8月，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发生动乱，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从这三个共和国打开缺口，促使苏联解体，动用上述三个电台和英国的BBC，联邦德国的德意志电波电台等，联合发起进攻，用俄语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语言，在节目中大量散布民族仇恨，甚至煽动搞武装斗争，扮演着“教唆犯”的角色。
二是利用人员往来播撒“自由的种子”，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西方知道，加强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利用人员往来作意识形态的载体，“在铁幕上打洞”，“播撒自由的种子”，可以大大加快推动苏联和平演变的进程。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就主张在美苏之间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努力鼓励普通公民越过重洋去访问他们各自领域中的同行”，以使他们受到美国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信念。他还主张邀请一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负担。他之所以如此大方，是要让苏联青年在美国接受西方思想和生活的熏陶，作为“自由的种子”带回苏联国内去开花、结果。“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这就是其“大规模交流计划”的动机。80年代以后，尼克松又鼓动美国政府：“对于苏联制度来说，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他们的思想、人民、社会同我们相接触。这种接触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可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孤立东方，减少它同我们的联系，我们就丢掉了我们对付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一件最有效的武器。”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搞改革开放，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增加，东西方之间的人员往来也大量增多。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利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在利用这种交往进行有意识的思想文化渗透和策反活动。在“正常”交往的背后，确有着不易被察觉的异乎寻常的和平演变活动。美国把这方面的工作重点放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身上，认为让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对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影响其本国未来领导层有着重要意义，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者访美后，均对其本国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他们尤其重视对苏联青年知识分子的熏陶，认为苏联的下一代已经有了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很容易在这些人身上找到土壤。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对苏联青年一代进行策反工作，培养扶植苏联亲西方的下一代，以“腐蚀苏联制度的基础”。
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苏联没有给予有力的还击。相反，却采取了退让甚至迎合的态度。苏联取消了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放弃对青年的思想教育，以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为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甚至从法律上、宣传舆论工具上给予保证，迎合西方要求苏联给予“思想充分自由”的“愿望”。由于有思想上搞不设防，西方思想文化长驱直入，也使国内各种反共思潮得以畅行无阻，这在客观上配合了西方的思想进攻，为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扫除了思想上的种种“障碍”。
三是西方敌对势力十分重视民主社会主义在推行和平演变中的作用，极力利用、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人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进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这使他们兴奋不已，因为“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必定复活和发展影响更深远的东欧修正主义。它同时还剥夺了克里姆林宫对意识形态的仲裁权。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言之，哪怕莫斯科只出现一丁点修正主义，也会加速共产主义的政治崩溃和理论失败。”（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因而，美国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此影响下泛滥于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大为赞赏，认为这是苏联、东欧抛弃社会主义、通向资本主义的一种最有效办法，对之加以大力扶持，极力引导苏联在否定了斯大林之后，要追根源，向列宁主义开刀，用民主社会主义重新解释列宁主义的含义，使之更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干脆彻底抛弃列宁主义，重新确定自己的根源，寻找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先驱。果然，戈尔巴乔夫不负美国人所望，直接从孟什维克那里找到了思想的“精华”，形成了的民主社会主义，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可见，在苏联的演变中，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国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形成了里应外合。
(三)在经济上诱压兼施，诱迫苏联按照西方模式和意图进行改革
以“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靠拢，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或者利用贸易、援助、最惠国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政治上让步，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政治模式，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从60年代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把对苏联、东欧的贸易和经济援助作为“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变革”的重要途径。到了80年代，促使苏联“改弦易辙”更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援助的战略目的和利益所在。例如，在戈尔巴乔夫刚开始改革、苏联向何处去还不明朗时，美国对援助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持谨慎和观望态度，而当美国看到苏联的改革不断右转、对美国极为有利时，便马上表示支持。布什上台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会晤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还扩大了与苏联在经济、技术、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联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戈尔巴乔夫。又例如，1972年，美国通过了“杰克逊一瓦民克修正案”，要求苏联每年至少要批准6万犹太人出境，作为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当时遭到了苏联的拒绝。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公开性”、“民主化”、“政治多元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美国的常识，因此，1989年5月，美国放弃了这一修正案，给予苏联发最惠国待遇，以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
在“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的社会方向演进”的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对苏联施加压力，明确要求苏联在内政外交上全面采取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政策，即要求苏联在国内问题上，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完全向西方无条件开放，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自由化；在国际问题上，要在国际活动中成为美国的伙伴，由美国定调，苏联附和，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和停止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援助，裁军、撤军、解散华约，以削弱苏联对西半球的威胁，等等。否则，美国的西方就不给苏联以支持与援助。
前不久，苏联为了挽救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向西方提出1500—2500亿美元援助的要求。西方资本主义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条件，企图以援助变、以援压变。尼克松建议美国政府，美国关键的战略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西方过早提供经济援助不会促进苏联政治和经济改革，只有对戈尔巴乔夫继续施加压力，才能使他接受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布热津斯基则具体提出了苏联获得西方援助的四点先决条件，即私有化、民主化、加盟共和国自决、非军事化，以把苏联改造成“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国家。他还主张由苏联、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著名的政界人士组成一个联合会，以监督苏联迫切需要的变革的执行并长期的经济和民主改革同它的过去决裂，那么美国愿意助一臂之力。
这些政界要人说得很明白，如果苏联想得到西方的巨额援助，那就必须洗心革面，实行“真正的改革”，即放弃社会主义，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苏联为了换取西方的支持与援助，不惜出卖主权，迎合了西方的政治需要。戈尔巴乔夫一再向西方表示，苏联将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始有终地进行下去，希望得到西方的赞许同意。他向西方提出，苏联国内的改革势力要与国际上支持苏联改革的势力联合行动，要求西方帮助苏联设计改革方案，并把改革的步骤同西方的援助结合起来。必须看到，西方势力在同苏联建立和发展经济关系、提供经济援助时，始终把政治原则、战略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上的竞争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它们决不会无条件施舍，更不会花钱培植一个强大的敌对国家，一个威胁自身利益的竞争对手。它们只不过是把援助作为诱饵，引诱苏联的改革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从而把苏联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使苏联变成“没有牙齿的狮子”，沦为对西方毫无威胁的依附于西方的二等国家。苏联自愿将自己的改革进程、方向交给西方审查、控制和监督，这就等于把决定苏联社会制度及发展方向的大权拱手交给了西方。这使得西方完全能够按自己的需要去“塑造”苏联。
（四）以“人权”为旗号，向苏联施加政治压力，扶植苏联国内的反对势力和西方的代理人
“人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付苏联的一张“王牌”。早在50年代，美国就利用“人权”攻击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诬蔑“共产主义世界践踏人权”，煽动东欧人民起来“争人权”、求解放“，摆脱苏联的控制，推翻共产主义的统治。但在70年代中以前，由于美国频频发动侵朝、侵越战争以及国内一桩桩违反人权的“丑闻”的困扰，美国难以高谈“人权”调子。随着越战的结束、苏共历史上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公之于世，美国政府抓住把柄，俨然以“人权卫士”自居，开始大张旗鼓地用“人权”招牌推行强权政治，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1975年，美国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人权事务司”。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正式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号，声称要对苏联、东欧国家提出人权方面的挑战，用“道义”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后，西方已把人权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大大强化了“人权外交”这一手。美国用“人权”这把利剑，对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和措施施加压力，按照西方的意图影响苏联事态的发展，以迫使苏联遵守“国际行为标准”，服从西方的政治意图。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借苏联的一些黑暗面，向人们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权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践踏人权”煽动人们为“争取人权”起来推翻“极权统治”，并鼓吹美国是尊重人权的“典范”，要苏联向美国学习。西方的这种“人权攻势”，使西方敌对势力在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中占了有利地位，正如布热津斯基自己说的：“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里程。人权是时代最具吸引力的政治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所有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
美国大搞人权外交的一个更重要目的，是扶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即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卡特一上台就接见了前任总统福特避而不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并公开致信给苏联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给他鼓气，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求苏联释放“政治犯”，恢复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和“名誉”，允许其参加政治活动，把它作为美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改善美关系、援助苏联的一个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逐渐释放了在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或允许流放在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到莫斯科，并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后，不仅被选为人民代表，而且成为最高苏维埃成员。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获得“自由”后，很快形成了一股反对势力，在苏联国内的反共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萨哈罗夫就由于在“争取苏联人权”方面的“出色表现”而获得由西方操纵的诺贝尔和平奖。
（五）利用民族矛盾肢解苏联，以达到其摧毁社会主义的目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搞和平演变，说到底，就是要使苏联变成一个四分五裂、彻底解体、无力再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的苏联。所以，利用民族问题，挑起民族动乱，瓦解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策略的一个重要。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说，美国要支持苏联争取自决的民族运动，帮助苏联各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以此作为“帮助苏联向多元化的民主社会过渡的主要手段”。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质大造舆论，挑拨民族关系，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动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和民族分离势力制造民族纠纷，挑起民族动乱，而且直接公开插手苏联的民族争端。一方面，他们通过西方驻苏使馆人员和特务直接参与制造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事件。例如苏联外交部揭露，美国一些外交官企图煽起民族主义情绪，鼓动在莫斯科的某些克里米亚鞑靼人进行反社会活动；苏联报纸也透露，西方反苏势力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分子互相勾结，造谣惑众，火上浇油，其目的是想把苏联变成经常发生民族冲突的舞台。另一方面，他们打出支持各加盟共和国“人民自决”的旗号，反对中央政府采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以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活动，并直接同加盟共和国建立联系，以斧底抽薪的手段，促使苏联解体。布什在访苏期间，多次在公开场合讲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问题是发展美苏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迫使苏联当局承认三国独立。他宣称要“支持中央和加盟共和国那些谋求自由、民主和经济解放的人”，还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新联盟条约，并以各种手段促使苏联尽早签订该条约，认为这个联盟条约将使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方面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力。
西方敌对势力肢解苏联的图谋，在苏联国内得到了呼应。苏联推行政治改革形成的小气候，使苏联国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等各类组织应运而生，并很快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相继建立起来。这类冲破“改革阻力”的借助力量，给予承认和支持。这就纵容了民族主义分子及其活动。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又成立了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共产党内也分离出赞同和支持民族主义的“民主派”。这些组织、派别和政党结成一股反共的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势力，与西方肢解苏联的和平演变手法相配合、相协调，推行民族分立主义路线，导致苏联民族问题全面爆发，民族分立趋势愈演愈烈，加速了苏联和平演变的进程。
（六）利用宗教势力配合其和平演变攻势，培植和扩大苏联国内演变的社会基础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世界观是一促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信教的人们有很大的感召力。它即可以被积极地利用，也极容易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当宗教操纵在反共势力手中时，它就成了敌对势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进程中有着特殊的活动能量。自认为，“教会为政治上分裂成东西方的欧洲国家提供了唯一的历史桥梁”。西方分析家评论说，作为罗马教廷大本营的梵蒂冈“不仅正在试图谋求同共产主义和解，而且实际上要击退共产主义，但在方式上要从个人的道德立场，而不是从政治立场去进攻它”。因此，它历来被美国当权者所看重。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同梵蒂冈的关系更加异乎寻常。美国历届总统都要到罗马同教皇会商。1978年波兰的大主教成为罗马教廷的新教皇。这个新教皇为适应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调整了对苏联、东欧的政策，“从单纯承认共产党在东方的政治力量”转变为“从道义和宗教的观点对那种力量做出审慎的挑战”。新教皇还对苏联、东欧的天主教会任命了一批红衣主教。这些被任命的红衣主教本身就是其所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主持的天主教会也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活动中心和庇护所。美国对新教皇的这种“密切配合”深表满意。1983年，美国政府拨款45万美元，以加强美国和宗教领袖的合作。1984年，美国同梵蒂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87年，进而根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召开之前飞抵罗马拜会教皇，就苏联、东欧的改革问题举行了会谈。据美宣称，会谈“非常成功”。这些情况表明，在向苏联、东欧推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美国越来越重视同梵蒂冈协调行动。
宗教势力在苏联、东欧的演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波兰总统瓦文萨直言不讳地说：“没有教会的支持，就没有团结工会的存在，也不可能有大选的胜利。”在苏联，在西方敌对势力“信教自由”的鼓噪和罗马教廷的积极活动下，由于苏联国内政治失控，苏联的东正教势力迅速扩大，教徒人数激增。东正教掌握了苏联的主要宗教活动，其对苏联人民的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十月革命后一些被长期停止活动的宗教组织死灰复燃，一些原来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宗教也转为公开活动。这些宗教组织在按照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意图行事的罗马教廷的操纵下，配合国内外的反共宝剑，利用宗教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辟阵地，宣扬西方的自由化思想，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有的还直接从事推翻共产党的活动，把宗教当作组织群众进行反政府活动的工具。反动宗教势力与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相互配合，沆瀣一气，在促进苏联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西方敌对势力还通过秘密渠道，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搞颠覆活动；通过对苏联军队进行渗透、削弱苏军作为人民政权柱石的作用和力量的办法，达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
（七）“8·19”事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促使苏联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
苏联改革几年的进程表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西方敌对势力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的代理人。只有依靠他们，西方才能够达到促使苏联演变的目的。因此，苏联“8·19”事变一发生，美国马上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用各种手段尤其是新闻舆论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的行动，以政治、经济制裁要胁让戈尔巴乔夫重新上台、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美国为帮助戈尔巴乔夫得出了大力。但戈尔巴乔夫得出后，美国并没有因此罢手。“帮助致力于改革的领导使苏联来一个决定性地脱胎换骨，而不仅仅是改革”《这才是他们扶持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目的。因此，他们抓住时机，穷追不舍地发动攻势，以进一步搞垮苏联，加速其演变苏联的战略目的。
首先，加速苏联盟“权力分散”、最终解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苏联中央政府始终是带有扩张性的，如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得到加强，苏联对邻国的威胁就会减少，这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因此，美国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权力分散”一点上。8月22日，布什宣称，苏联过去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得到西方的援助，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一项联盟条约以此为诱饵，他敦促戈尔巴乔夫尽快同各加盟共和国签订分散权力的“新联盟条约”，以图把苏联肢解成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介于英联邦与欧共体之间这样的模式的松散结构。
其次，把和平演变的重点移至加盟共和国。苏联局势发生剧变后，美国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人不应再把戈尔巴乔夫当作苏联改革与和平的唯一中心，苏联演变的未来与和平的希望在于加盟共和国。布什表示在新联盟条约签订后，“该以加盟共和国为中心了”。为此，美国政府正逐步增加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直接援助，通过从加盟共和国的演变开始，促进整个苏联发生变化。
再次，公开支持波罗地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以波罗地海三国为突破口肢解苏联，美国图谋已久。“8·19”事变给美国加快实现这个图谋带来了时机。事变后几天，美国政府就着手筹划“尽快把美国的原则立场变为现实”，加速使三国获得独立。果然，时隔不久，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最后，继续“以经援促改革”，使之加速演变。8月22日，布什在同戈尔巴乔夫通电话，得知“局势已得到控制”后，马上宣布恢复对苏联的援助，继续考虑给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地位和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准成员国资格，但表示美国仍不会向苏联提供大规模的直接财政援助。他告诫戈尔巴乔夫，苏联要得到“最好办法就是实行真正的、彻底的经济改革计划”。要戈尔巴乔夫在明显清除了一些强硬派后，“放手同叶利钦总统密切合作”，加速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这就是说，美国对苏联仍坚持“以援压变”、“以援促变”的立场。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更露骨地说：戈尔巴乔夫必须对美国和西方支持他复出给予“回报”。回报的内容是：大幅度削减军费，减少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迅速批准不久前签订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在召开中东和会方面继续给予合作。也就是说要同美国更密切合作，共建“世界新秩序”，回到“国际社会”中来。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插手下和干预下，事变后的戈尔巴乔夫急剧右转，与叶利钦一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苏联局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根本变化。毫无疑问，在苏联“8·19”事变后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闪烁着耀眼光彩的克里姆林宫红旗陨落了。人们在扼腕痛惜的同时，思考着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尤其是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过科学的总结，苏联演变这一世纪性悲剧也可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
苏联演变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造成的。因此，应该从苏联的历史性事件中吸取教训也是多方面的。如果大体划分一下，导致苏联演变的因素有三类，相应地，应该吸取的教训也是三个方面的。第一类是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是苏联发生外部条件。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帝国主义始终把颠覆和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任务，当武力达不到这一目的的时候，他们就改用“和平演变”手段。苏联的演变正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的得手。只要地球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没有改变，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从根本上讲是“你死我活”的，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所谓“两趋同”的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苏联的演变证明了这一点。吸取这一教训，我们必须重视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切不要因为他们的“加强友好往来”、“扩大经济合作”等美丽的词藻就模糊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第二类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的弊端，这是苏联发生演变的重要内部因素，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存在许多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问题。概括起来，大体上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上的弊端；二是具体的政策、工作方法上的失误，例如经济发展的畸形化，肃反扩大化，外交政策上的霸权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积累（有的问题甚至恶化），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必须努力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工作做好，尤其是要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消除敌对势力可以利用的各种隐患，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这一类因素，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分门别类进行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这对改进我国各个领域的具体工作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在总结教训时必须牢牢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方法上要注意：第一，全面地分析，既看到问题，又看到成就，而且分清主流、支流，切忌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去评价不同条件下的历史现象；第三，科学地分析，如实找出所出现的问题的根源，进而明确改革的对象，切忌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三类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苏联发生演变的主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帝国主义一直处心积虑地要摧垮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也已有40多年历史了，国内敌对势力也从未放弃过夺取政权、恢复资本主义这一目标。至于说到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端，实事求是的说，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远不足以导致苏联的垮台。那么，为什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会发生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悲剧呢？原因只能从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去找。苏联的演变，归根到底是由于共产党执行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是会亡国的。
在苏联推行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它使得苏联共产党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共产主义式的、思想统一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动乱中被敌对势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以致戈尔巴乔夫之流借“8·19事件”宣布解散共产党时，没有一个党组织起来反抗。第二，它使得社会制度发生质变，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实质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等等。这就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第三，它使得共产党在敌对势力制造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中，看不清斗争的实质，因而在敌对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不是针锋相对进行反击，而是步步退让，企图以妥协求得事态的平息，最终丢失了政权，酿成了苏共被肢解的悲惨结局。
所以，苏联的演变为我们提供的最根本教训是：必须警惕和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保证各级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苏联的解体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从反而告诫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发展和完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开放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离不开马列主义正确的理论指导，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伟大的党才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
现在我们伟大的党正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要完成这伟大事业，需要有伟大精神，伟大实践需要伟大理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新时期党的建设方面的讲话及“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引导我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一面旗帜，是指引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苏联演变的确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的最大挫折，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使社会主义朝着健康的方面发展，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在总结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更成熟起来，一定会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参考文献：
俄罗斯研究，1999年第一期。周新城，《苏联演变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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