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之峰 ]——(2002-5-22) / 已阅65361次

如何实现国有资产分散化和私有化？1991年7月1日，苏联议会《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即私有化法。此法规定，苏联企业的私有化将在5年内分为两个阶段实现。在第一阶段结束时（1992年），属于联盟所有的企业的固定生产基金的40％至50％将脱离国家直接管理的范围；到第二阶段结束时（1995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60％至70％。根据私有化法，国营企业可以改为租赁企业或集体企业，也可以改造成为股份公司，招标出售或拍卖，主要将由企业职工购买，其他苏联公民或外国公民和法人也有权购买。私有化法的通过，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瓦解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合法性。这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苏联私有化是在戈尔巴乔夫总统即将去伦敦会晤美国总统布什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的时候通过的，这里头窝藏着一桩规模空前的政治交易。
苏联为了克服经济危机，从1990年来已连续制订过这样那样的好几个经济改革方案，因方案之争，闹得不可开交。1990年5月，雷日科夫总理代表政府在苏联议会上提出《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这个构想一公布，立即引起社会上的激烈争论。一方面，由于该方案主张通过全面提价的办法实行价格改革，造成了全国的抢购风潮，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另一方面，激进派认为，该方案未脱离经济困境。6月13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对该方案进行修改 。8月底，根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倡导并委托苏联科学院院士牵头拟定了一个“500天计划”的激进方案。围绕沙塔林方案和雷日科夫方案，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又展开了争斗。其实，不论是沙塔林方案还是雷日科夫方案，它们这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差别在于，雷日科夫认为企业和财产非国有化是长期的，而且在大多数行业当中至少50％的股票要由国家控制；沙塔林则认为要结束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让私人部门在大多数行业占优势，公民个人而不是机构，为财产所有者。两个方案，议会都没有完全接受。戈尔巴乔夫只得在吸收两种方案有关内容的基础上，于10月18日以总统名义重新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具有活力和效率”，“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基本办法是放开价格和实现私有化。文件虚而不实，仅仅得出改革的基本方针，具体实施的措施和办法，由各加盟共和国制定。这就避开了争论的焦点。但从总统方案中提供的数字看，国有资产私有化难度是很大的。目前苏联固定资产约3万亿卢布，流动资金8000亿卢布，即国有资产共3.8万亿卢布。而目前居民积存的货币总金额约4000亿卢布。假定用1000亿购买股票，再加上其他法人持股购买，其购买能力不会超过5000亿卢布，也就是说，仅能将13％的国有资产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这对于苏联经济改革所要到达的目标来说，是很小的。因此，苏联希望大量吸收外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到底需要多少外资的援助呢？戈尔巴乔夫间接地表示需要1000亿美元。他的助手普里马科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会谈时说：“如果苏联的新经济改革计划要取得成功，在今后五年里每年将需要300亿到500亿美元的外国贷款。”因此，西方普遍认为，苏联的要求是1500到250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相当于苏联现有外债的（700亿美元）的2—3.5倍，相当于美国为实施马歇尔计划拨款（131.5亿美元）的11—19倍。
苏联谋求援助的对象是西方七国集团，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这七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于1991年7月份在伦敦举行每年一次的例会。戈尔巴乔夫知道，这是他谋取援助的关键时机。因此，1991年年初开始，他急不可耐地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力图挤进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圈子。除正常的外交渠道外，戈尔巴乔夫还展开了秘密外交活动。一是赋予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美访问期间游说美政界领导人的使命。二是由“500天计划”的起草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与美国专家一起制订苏联与七国集团合作的纲领草案，即“哈佛计划”。该计划提出了两个阶段的行动部署。第一阶段，苏将进一步放开价格，开始小规模的私有化，调整卢布汇率以使之能自由兑换；第二阶段，卢布将变成完全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私有化将以更大规模进一步开展，价格控制完全取消。该计划还指出，西方援助是以苏保证实行所谓自由选举和其他民主改革为前提条件的。以此相适应，在苏联国内就匆匆地通过了私有化法。目的都是为了使西方相信苏联全盘西化改革诚意，以换取西方的大规模援助。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行动需要与七国集团的行动和欧共体的行动同步进行。”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表示，如果西方真正地希望苏联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它就不能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他说：“如果两人在打架，而不仅仅喊到：‘让我们走！’”因此，“我们要求给一个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么我们只能刹车。”很清楚，苏联不仅希望借钱，而且希望同西方一块制定如何用这笔钱改造苏联社会的方案。在这里，任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属性的差别都没有了。国家的主权似乎也无所谓了。这是一桩拿国家主权和社会制度作交易的买卖。
西方国家也看出，这是他们加紧对苏进行和平演变的关键时机。西方七国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同意在首脑会议结束后立即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晤。7月17日至19日，戈访问伦敦，向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参加者发表讲话，并分别会见七国领导人。西方对援苏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明确表示提供的哪怕是技术援助，都必须考虑苏联国内情况和它的对外政策。西方的对苏战略目标是使苏联实现“三化一自”，即经济私有化，政治制度“民主化”，国家非军事化和让各共和国自决。虽然苏联已经按这个目标在推进，但西方七国一直恪守“多给指导少给钱”的原则，不“大输血”。布什明白地说：“西欧各国政府，由于它们本身财政吃紧，它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被礼貌地拒绝了大批经济援助，得到的只是教训苏联人民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教科书”。外电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在同七国首脑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神情严肃，近乎压抑，不像经常在国际场合那样谈笑自若，轻松潇洒。戈说，他要强调的是“理解”两个字。谈到西方的援助时，戈情绪激动，声调渐高。他加重语气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不管你们帮助不帮助，我们将找到渡过难关之路，自己摆脱困难。”尽管戈尔巴乔夫仍然唱高调，说什么“坚冰已经开始移动……破冰船已经开航”，但是他明显地显得疲倦、失望，他对七国首脑未能理解他的请求的迫切性和苏联问题的严重性显然是不满的。由此可见他屈从、乞讨。甘当奴婢的嘴脸。
（五）军队建设上搞非党化、非政治化
军队“非党化”和“非政治化”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全盘西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要害是否定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取消马列主义对军队的指导和灌输，改变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打开通道。
苏联军队搞“非党化”和“非政治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至1990年2月，出现反军乱军活动，且日益猖獗。1987年曾发生西德青年鲁斯特驾机闯进红场事件。以此为契机，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传统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派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去防空军，对失职人员大张挞伐，罢免了多名军队高级将领的职务。这一行动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军队不是不能批评的。从此，以《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二十世纪与和平》、《共青团真理报》等刊物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部分舆论工具向军队发起了进攻。他们把军队说成是“保守势力的老巢”，是“一切教条主义和反民主的根源”，是“家里的军国主义者”。“苏联同其他国家关系紧张的罪魁”，“苏军应对国际紧张局势负责”。与此同时，这些报刊还特别热衷于揭露和批评军内的腐败现象、军官特权、军纪涣散、军风不正、刑事犯罪严重等耸人听闻的事件，散布军队有可能发生政变的消息，把苏军描绘成“充满暴力和侮辱的人间地狱”，在电视屏幕上还出现一些地方焚烧军人证件和应征入伍通知书的反军活动场面。他们还把苏联经济衰退的责任推给军队，说是“军队这中怪兽吸干了国家的血汗”。舆论工具的肆意诋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军队的看法，破坏了军队的威信，涣散了军心。跟着而来的是，社会上侵犯及其家属荣誉和尊严的事例越来越多。仅立陶宛1990年一年间就通过了20多个旨在反对苏联军人及其家属的法律和命令，政治上歧视他们，限制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不允许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生活上刁难他们，不给家属上户口，得不到配给和生活必需品，不分配住房，甚至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以停电、停水、停暖气相威胁。拉脱维亚的国籍法草案规定，对在苏军中服过役的人及在苏共担任过职务的人均不给予拉脱维亚国籍。到1990年底，拉脱维亚政府已拒绝让5000名军人和1.2万军人家属报户口，剥夺了他们申请住房、就业、就医和购物的权利。更为严重的是殴打伤害军人事件层出不穷。1990年全国发生袭击军人事件记录在案的高达3500多起。在袭击军人事件中，1989年共有59名军官被杀害，1990年前三季就有52名军官被杀。此外，在民族冲突地区，往往军队与群众发生直接磨擦，甚至出现人员伤亡，使群众对军队产生怨恨和抵触情绪。
第二阶段：1990年2月至1991年“8·19”事变前。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后，军队开始走向“非党化”、“非政治化”、激进派首先提出，在实行多党制的情况下，共产党不能对军队实行一党控制，要求撤销军队党组织、党的政治机关，变党的军队、革命的军队为国家的军队、国民的军队。对此，苏军领导集团起初是抵制“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妥协退让，使“非党化”、“非政治化”在苏军中逐步实施。从理论上讲，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是多党制的伴随物。只要是搞多党制，军队就不可能只听从一个党的领导。因此，苏军领导集团的抵制也没有多大作用，苏军照样被进行改造。苏军的统帅权随即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转到总统手里；苏军总政治部也改为“总军事政治部”，脱离苏共中央的领导，而隶属同级军事首长，不再负责党务工作。苏军中的党组织已脱离政治机关领导自成体系，其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部队教育取消了马列主义内容。重新颁布的苏军军事委员会（建立在集团军以上单位）条例只字未提苏共对军队的领导，且为右翼激进势力参与和监督军队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政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在军队存在”。新《联盟条约》草案也取消了军队的对内职能，不允许使用武装力量解决国内问题。
同时，各种反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势力已大肆侵入了军队，都到军队去建立自己的组织。军内思想出现混乱，对共产党的信念发生动摇。特别是右翼激进派的头目叶利钦早已把手伸向军队。他在竞选俄罗斯总统活动中挑选苏军侵略阿富汉战争“英雄”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中校为搭档，其用意就在于拉军队。他所到之处都要视察军事基地和会见官兵。他还支持“军内改革派”提出的解散军中克格勃的主张，许诺向军队提供住宅，并把自传的部分版税交给军队，解决军队住房困难。他的这些手法换来了军队部分中下级军官的支持。他在图拉空降师视察时，该师专门举行军事演习对他表示欢迎。中下级军官称：“我们多数人支持叶利钦。”果然，在总统选举中，尽管苏军总军事政治部事先发出指示要俄罗斯联邦境内驻军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但届时仍有30％以上的军人投票支持叶利钦，太平洋舰队有半数以上的人投了叶利钦的票，而不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可见，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不久，发布“非党化”命令，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推行“非政治化”，这又加深了军队的“非党化”、“非政治化”。
第三阶段，“8·19”事变后，戈对苏军的高级军官作了大量的撤换、调整，此时，军队已完全进入“非党化”、“非政治化”时期。叶利钦迫不及待地在8月23日签署法令宣布：武装部队里的苏联共产党组织为非法。并决定在俄罗斯境内的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机构与军事院校中撤销军事政治机构，禁止政党组织机构的存在。接着，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也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在苏联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各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活动。8月29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撤销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有安全委员会部队、苏联内务部队和铁道部队中军事政治机构的命令。随着这些命令的实行，苏军已经完全走上“非党化”、“非政治化”了。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客观存在既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是一致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把军队看成是一个大障碍，因而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目的就是想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解除共产党的武装，使共产党在反共势力进攻面前放弃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丧失战斗力。我们要吸取苏联以及东欧军队演变的严重教训，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演变的理论基础
“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的一套理论。它是苏联近几年内外政策和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套理论的出笼，曾引起国际社会的轰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在苏联国内、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导致了社会主义方向的逆转。
（一）“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是为了“更新”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社会大厦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经过苏联7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40多处的实践，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总体来说是清楚和明确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扎下深深的根基。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要“更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要“加深和修正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于是，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经历了从“新思维”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立论的基本依据有两点：
一是对当前时代的变化和特点的片面认识。戈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而列宁其实也“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一些“草案”和“看法”在斯大林时期又“被粗暴地扭曲了”。戈认为，现在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因此必须根据当前时代的现实确立社会主义“新视角”和“新思维”，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从现有资料看，戈提出“新思维”这一概念，始见于1984年12月18日他在英国会议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当我们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同时应当注意到，首先是核武器的性质改变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传统观念。……过去的战争曾是巨大的灾难，但没有象今天这样会使人类毁灭。核时代必须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此后，他在许多场合谈到“核毁灭”，并形成了他特有的“核时代”观。戈认为，“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因此，当代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人类已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世界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整体”，形象地说，“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因而应当使自己的举动不导致翻船”。从这个认识出发，戈认为，应该得出“全人类价值观占优先地位”、“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结论。为了“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应当超越各种差别，达到“利益和平衡”。这里戈完全忽视和否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着原则性差别和矛盾冲突的事实。
二是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及其历史的否定性评价。戈认为，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体制“发生了严重变形”，形成了一个“专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使人同生产资料、自己的劳动成果、精神财富分离而异化。而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带来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并使各级官僚阶层“不断繁衍”，使人同社会、国家政权分离，无法充分行使实际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总之，戈认为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又符合社会主义本来原则”的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戈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建设一个“新质态的社会”。基于这种否定性评价，戈又进出，“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放弃国内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引起了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体制，“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服务于人为社会方向的社会过渡”。
戈尔巴乔夫萌发“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上述两个基本依据都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当前的时代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决不会因为有几件核武器的发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会消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会因此而变得人道些，不再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唯利是图永远是资本家的本性；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渗透与和平演变，也不会因此而罢手，他们从不担心其举动会导致翻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仍然充满着真理的光芒，决不会因为核武器的发明而过时。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它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但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新思维”，正是从否定马列主义对当代的重大指导意义、否定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错误的基本前提出发，因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并根本改造了苏联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
（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内容庞杂，提法不一，并随着戈的政治实践和苏联政局的演变而有所发展和具体化。1987年11月出版的戈的《改革与新思维》论述了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对外政策和“新思维”。认为改革的起因是由于“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和打破阻塞机制”，并且“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同时还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提出“全人类价值观优先”的论点。这本书标志着“新思维”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1988年6月戈在苏共第19交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同进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还论述了其七个特征，即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人道主义制度；是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是社会公正的制度；是具有高度文明和道德的制度；是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制度；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是渴望和平的制度。认为苏联所要建设的社会崭新状态，“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面貌”。1989年11月26日戈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理论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认识，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真实想法，从深层次上为其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提出并于同年7月苏共28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全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作了详尽的阐述。此后，戈又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以表许多讲话，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改革的思想。由此可见，“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国际方面，也包括国内方面。对此，戈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的确，新思维最初仅仅是与我们的对外政策相联系的。然而，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 “历史性的新思维……确实包括了当代全部的主要问题。”其理论体系大致包含如下内容：
在国际方面，戈尔巴乔夫以“核时代”为前提，提出“全人类价值优先”这一国际“新思维”的核心命题，以“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了根本性修正，提出了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他以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提出了一个“核时代”的问题，进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核时代”观。在他看来，核武器的威力决定和改变着一切，既决定着人类生存与灭亡的命运，又改变着人类相互关系和思维方式；核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生存与灭亡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否定“旧思维”，确立“新思维”，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承认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摆脱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否认战争与革命的因果关系，推行国际关系的伦理化、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这一“核时代”观也是形成“新思维”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对此，戈说得很明白：“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手段。”并由此推导出：“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新思维”渗透和扩展到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改革的思想理论支柱。1987年，他曾说，“新思维及其人道主义的、全人类的标准和价值正在渗透到各个阶层。”如果说，戈在当政的最初三年间，还是以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为目的，是针对经济停滞局面和存在的“阻碍机制”进行改革的话，那么，后来要革除的则是他认为的“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的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且由此引起的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专制官僚体制。”戈尔巴乔夫说，“这就是改革的出发点。”在国内问题上，“新思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把改革看作是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转折。并且，也正是为了适应“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需要，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理论观点：
（1） 主张思维多元化。提出“民主化、分开性和多元化”三大“革命性倡议”，否定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前面已讲到，这里再作些补充。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化和分开性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是符合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的。戈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宣称：“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随后又提出“民主化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是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的。它可以使我们社会实现十月革命所要实现的理想。”他认为，“今天的问题是：要么是民主公，要么是社会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因此，要提倡“完整的和无条件的民主”。又认为，“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搞改革”。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公开性，必然带来意见多元性，包括指导思想多元化。戈明确表示：“我赞成搞多元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戈主持制定的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说：“我们坚决抛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
（2） 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前面已讲到戈尔巴乔夫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戈尔巴乔夫是很反感的。戈曾声称：“我坚决反对用暴力的方法解决我们业已成熟的问题。我不能接受下述意见和建议：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专政才能拯救我们。”戈在分析苏联社会危机的深刻原因时甚至把它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造成的，他认为“发生危机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思想过去被扭曲了，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国家化，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的专制，造成了使人脱离所有制和权力的新形式，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认为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制，才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政权”。
（3） 提出“改革”党的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否定党的性质、宗旨、目标。苏共28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改变了“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传统提法，改写为“它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过去苏共党纲和党章都写明“以马克思列宁理论武装”。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通篇只字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没有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纲领草案明确提出：“苏共建立在其成员对某种思想价值的忠贞不渝的基础上。对我们来说，其中主要的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党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说：“苏共不再是某个阶级的党，而是全体人民的党，它代表的不是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苏联人的共同利益。”党“既是先锋队，又是议会党”。对此戈解释说，“不能把先锋作用强加给社会，只有通过为劳动者利益积极斗争，通过实际行动和以自己的整个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才能争取到先锋作用”，并说“苏共将实行自己的政策，将在民主范围内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范围内争取保证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关于民主集中制，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纲领草案只字未提“民主集中制原则”，只强调“党的民主化”，认为“党的深刻民主化是其革新的最重要的方向”，“各共和国的党具有独立性”，要“为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和主动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苏共民主化要求灵活的党的组织结构形式”，“政治辩论、围绕党的纲领自由结社、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将有利于实现民主化的要求”；党员参加一个党组织的工作，但可“用另一种方式执行党的路线”，党员“可奉行无神论观点或信教”。这实际上是在把党变为思想、组织松散的团体。
（4） 主张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认为，目前国家所有制“垄断性的独占性的统治”是造成经济危机状况的主要原因和摆脱这种危机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目前这种所有制的形式下，所有制是行政命令体制的基础，“这种体制束缚我们整个社会，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因此，戈认为，“主要而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所有制私有化”，“为了形成自由商品生产者这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
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多年来，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理想中主要的东西是“人本身，人的需求、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戈认为，“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社会主义所要建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就是要“使人逐渐变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要“保证整个社会制度面向人的转折”。戈认为，这种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化“符合博爱的要求或道德至高无上的要求”。过去，“为了虚构的集体主义精神，忽视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在大众优于个体的借口下大大缩小了自由的合理界限，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的本质。”为此，戈提出要通过改革，“克服人与所有制、与生产资料、与政治进程、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即异化）现象，”而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充分地提示我们的制度在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戈提出，“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如下归纳：它是一个以“核时代”为前提，以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为“出发点原则”，以“全人类价值观优先”为核心，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为理论支撑和先行手段，以“多党制”、“私有化”为政治、经济改革的纲领，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一体化”世界为目标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首先，它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抹煞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私有制最终将无法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必然趋于激化，这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逐步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现象的社会即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后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然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是当今时代的基本趋势，否定两种社会制度对立和斗争的现实。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发展，并没有消除其固有的矛盾，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与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的扩大，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的提示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趋势没有改变。还要看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在追逐最大利润这一原则下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它决不可能为“全人类利益”放弃剥削。一切有悖于这个资本主义原则的制度和运动，都为资本主义所不容。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威胁它们的利益，对此它们决不会坐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的既定战略。这些都有说明了，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种社会制度存在与对立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国际间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
第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不仅提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为无产阶级实现这一历史转变指明了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的领导。列宁说过，“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毫不动摇地走向胜利的道路。”因此，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民主社会主义。
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界线。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它总是与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己和民主，就必须对敌对阶级或敌对势力实行专政，而要实现对敌人的专政，就必须在本阶级，内部实行民主。所以，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与专政是不可分的。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否定的。
第三，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主张私有化。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因此，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成了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志。民主社会主义完全否定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人的自由的基础，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经济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因而主张保护和促进私有制，主张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各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与此相联系，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完全排斥计划经济。“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改革的理论与措施，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倒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第四，反对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其他阶级的思想虽然与统治阶级的思想共存，却不可能是平等的自由竞争的关系。因此，在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并存的前提下，必然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不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因为马列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提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自己的事业即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指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指导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又一要害，恰恰是无视两种思想体系和两种意识形态并存与对立的现实，抹煞二者的本质区别。因而大搞思想多元化与自由化，否定以马列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放弃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两种思想体系并存和对立的情况下，放弃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就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实际上就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创造条件，用资产阶级思想取代无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那么最终必然要葬送社会主义。这个严酷的事实，已被“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证实了。
“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是赫鲁晓夫“三和两全”思想在今天的继续。
19世纪90年代末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思潮随之滋生和泛滥起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宣扬“纯粹”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其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形成经济灾难并正在消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没有越来越贫困，相反，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垄断组织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适应能力正在增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取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过程。因此，他主张走议会道路，用民主和改良的办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本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哪个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属于哪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即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来解决。这实际上包含了否定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还认为，由于世界舞台的根本变化，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在一些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议会共和国可以成为工人阶级专政的形式。这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时代特征，赫鲁晓夫认为，现时代是核时代，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使未来战争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使世界文明共同毁灭。因此，核武器决定着人类的生死存亡，在未来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和平共处，“你活，让别人也活”。这等于说，在现时代，两种制度的对立与斗争已失去意义，人类共同的命运和利益把人们绑在一起了。与这些观点相联系，在国内问题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对国内社会发展阶段作了过高估计，认为苏联已不存在阶级对抗与阶级斗争，要建立“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关于“核时代”、“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既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斯坦等到人的思想一脉相承，又是赫鲁晓夫“三和两全”思想的继续。
由上述可见，“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企图借助于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东西来指导“改革”，“”社会主义，以此来摆脱国内的困境和种种危机，奶导致资本主义。独立于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过去存在，今天存在，今后还会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过去没有，今天和今后也不会有。“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实践结果，正好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三、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演变的外因
苏联局势的剧变，既有国内根源，也有重要的外部原因。它既是苏联国内各种矛盾的积累、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结果，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对苏联搞和平演变得手的表现。
（一）颠覆苏联是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的主要战略目标
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从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立之日起，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便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联合剿杀，以图从地球上根本消灭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它的影响和鼓舞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又由于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抗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东西方两大社会阵营的对抗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便把颠覆苏联作为消灭社会主义的主要的战略目标，对苏联进行了长期的军事的和非军事的颠覆活动。
从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到20世纪40年代中，苏俄和苏联两次挫败了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和入侵，社会主义苏联没有在武力下被压垮，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而且，在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迅速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形成了地跨欧亚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恐惧不安，认识到单靠武力是无法颠覆苏联、阻遏苏联影响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发展的，必须同时使用非军事的手段达到这个目标。于是，“和平演变”的战略便被提了出来。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致电美驻苏联大使馆，征询对苏联内政外交行动的意见。主持使馆工作的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发回8000字的著名“长电”，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在凯南分析和建议的基础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3月正式提出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杜鲁门”主义。他宣称，世界已经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政府“决心承担无限制的责任”来援助“自由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对“极权主义国家”发动一场意识形态“冷战”，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凯南参与了制定“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他对“遏制”的理解不仅仅限于阻遏苏联影响的扩大，而且还明显地包含了对苏联搞和平演变的思想。他提出，如果使苏联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那么，苏联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向于软化。这种软化趋势出现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容许俄国早日建立西方所熟悉的那种与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可见，凯南对苏政策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他首先提出的和平演变的构想，为美国政府的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1953年1月，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作证中第一次把和平演变作为一种战略提了出来。他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只是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御政策”，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更主动的“和平解放”战略，用和平方法解放“铁幕卫星国”，即通过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战等一切手段，促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把东欧人民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针对苏联。搞掉东欧，是要在“铁幕”上撕开裂缝，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搞掉苏联。尽管在这段时间美国打破“铁幕”的“和平解放”战略无多大建树，但以和平演变手段颠覆苏联作为美国的既定战略，却从此确定焉，在以后的各届政府中不断具体化、系统化、成为美国国策，付诸实施。
1960年，肯尼迪政府在总结了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搞“遏制”、“围堵”无助于“和平演变”的教训以后，提出了通过接触促进变革的“和平战略”。美国参议院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批出，西方应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最广泛的接触，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内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中上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为了促进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肯尼迪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必须立刻动手，有步骤地、慎重地制订计划，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关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到了70年代，美国和其他家逐渐放弃了僵硬的外交政策，打开了与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始了东西方之间的广泛接触。国际关系的缓和，使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这给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不幸和条件，同时，也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大增加了。
从70年代末开始，东欧国家相继搞改革开放。1980年，波兰政局发生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等待已久的历史机会已经到来，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从此目标更明确，措施更具体，步骤更快，因而进攻性更强，下的赌注更大。美国政界要人著书立说，大力鼓吹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0年、1982年、1984年和1988年分别写有《真正的战争》、《领导人》、《真正的和平》、《1999：不战而胜》等书。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于1987年写了《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以及系列专题论文。他们在这些专著和文章中，大力鼓吹要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尼克松在书中谈到，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内部的和平演变”，要“不怕进行宣传战”，要“不战而胜”。他把共产主义诬蔑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淋巴腺鼠疫”，鼓吹必须用和平演变去搞垮共产主义。布热津斯基则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已经失败，正在崩溃，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综合性危机”。在他的煽动下，一时间，关于共产主义大崩溃的说法，迅速在全世界蔓延开来，“要抓住等待已久的历史性机会”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叫嚷甚嚣尘上。1982年，里根在英国发表了一篇反映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的关于鼓励“自由十字军”出征的演讲，公开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一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十字军”征讨，掀起一场“把马克思主义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运动。他表示，在东西方的较量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原子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因此，要与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联和东欧人民，最终促使苏联、东欧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这就是里根所谓的“民主工程”。
1989年，东欧一些国家开始搞政治多元化改革。4月，波兰团结工会合法化。美国政府断定东欧出现了和平演变的不可比拟的时机，进一步调整对苏联、东欧的政策，选择波兰、匈牙利作为突破口，力图在社会主义这块大铁板上打开缺口，促使东欧脱离苏联控制，实行“芬兰化”、“中立化”，并过渡到非共产党政权，从而促进苏联的演变。为此，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新战略，即不只是遏制苏联扩张，而是要把苏联融入国际大家庭，把东西方融合成完整的自由的欧洲。他提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方针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西方的政策必须鼓励苏联朝着开放社会演变；要在坚持足够的军事实力和加强美欧日三边联盟的基础上同苏联继续进行对话与合作；在以往遏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文化、书刊和思想自由交流等途径，努力谋求把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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