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振宇 ]——(2007-12-27) / 已阅17953次

另一边，新伟离开小学后骑摩托去医院路上，转而去找何阳，在网吧门口找到何阳后，问何阳谁打了他爸爸，何阳说不知道。于是新伟往回走，到十字路口给哥哥新江打电话，告诉新江何阳在网吧。过了一会儿，新江与王红开捷达车赶到，当时在晚上10点左右。新江见到何阳后从副驾驶室下车，奔向何阳，拿木棍就打何阳。新伟上前拦新江，说先打别打，陈浩挡了一下，木棍打在郭浩后背上。同时，王红从车上下来追赶何阳，将何阳刺伤。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江在接到新伟的电话前（也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已经产生了打何阳的想法，并准备了工具，只是没找到何阳。新伟打电话使新江知道何阳在网吧门口儿，并在新伟的带领下找到何阳-----案件发生了。

我们认为，对于伤害结果的发生，新伟与被告人新江、王红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新江、王红的行为是内因，起主导作用；新伟告知新江何阳的下落，并带新江一起找到何阳是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假设被告人新江、王红被告人自己找到何阳，危害结果同样会发生，而如果新伟给新江打电话没联系上，被告人新江、王红没赶到案发现场，危害结果则肯定不会发生。这就是他们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差别。相比较新伟起的作用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起次要作用，是指虽然参与实施了某一起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的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这种情况是次要的实行犯。

辅助作用是指为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方便条件，帮助实行犯罪，而不直接参加实行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辅助作用的形式表现为：如提供犯罪工具、提供信息等。

结合本案，新伟打电话告诉被告人新江被害人何阳的有关信息，带着找到何阳，而没有直接实行加害行为，起的作用是辅助作用，是从犯。

认定新伟系主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新江、王红的犯意不是新伟引起的。前已述。

2、新伟不是组织指挥者。组织指挥行为通过命令性语言完成的，在整个案卷中找不到新伟进行组织指挥的命令性语言。新伟在得知父亲被打，给姐夫孙炳打了电话，告诉他岳父被打的消息，是合情合理的，没有法律上的意义。王红不是新伟叫来的，王红到案发现场以及带什么工具新伟并不知道。被告人新江也是不受新伟指挥，前边提及“新伟在他哥哥动手之前说了一句先别打”，“新江拿着棍子就要打何阳，新伟拦了一下，新江就绕到我们侧面拿着棍子打何阳，我挡了一下，棍子打在我后背上。”说明被告人新江不受新伟指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伟是犯罪的组织指挥者。

3、犯罪不是新伟实施的。公诉机关起诉书已明确认定“王红用砍刀捅了何阳肚子一刀，何阳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王红又朝其后背砍了一刀”，这是没有疑问的。

总之，新伟的行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经过反复思考和仔细推敲，我们认为认定新伟系从犯更为得当。 这一点我们非常坚决。

三、被告人的新伟主观恶性小，社会危险性小。

王红不是新伟叫来的，带什么工具新伟也不知道；犯罪不是新伟实施的。被告新江打何阳时，新伟用语言、行为阻止。

另外，被告人新伟的认罪态度诚恳，悔罪深刻。对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非常后悔。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直接反映其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

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险性小。

四、被告人新伟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之情节

被告人的新伟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行为，其行为属于自首。公诉机关起诉书中已经认定，我们非常赞同。依照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新伟及家属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以减轻被害人家属的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新伟主观恶性小，社会危险性小；在整个案发过程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认罪态度诚恳的，悔罪深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请合议庭在评议案件的时候，充分考虑以上辩护意见



最后对审判长、审判员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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