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5-11-22) / 已阅51922次
[3] 曲新久，《刑事政策之概念界定与学科建构》，《法学》，2004年第2期。
[4] 郭德宏，《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评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5] 林默彪，《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
[6] 唐兴霖，《论转型社会的制度短缺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7] 高国希，《转型社会的制度调整——〈社会失范论〉解读》，《哲学动态》，2001年第6期。
[8] 郭星华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9] 第一次犯罪高峰是在建国初期，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
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第二次犯罪高峰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峰顶为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这次高峰主要是天灾人祸引起的；第三次犯罪高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的一场大浩劫，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犯罪高潮在1973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53.5万起。这是一次复杂而又独特的犯罪高峰，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犯罪高峰；第四次犯罪高峰从1978年开始（立案53万起），1981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89万起，发生在7、80年代交错之际；第五次犯罪高峰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扩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明显暴露的背景下出现的。时间持续之长，案件上升幅度之大，犯罪类型、手段之繁多，危害之严重，都是前几次犯罪高峰所不可比拟的。AT： http://news.sohu.com/20040930/n222313077.shtml。
[10] 《我国黑社会成员至少百万 谨防腐蚀国家权力部门》
AT：http://news.xatvs.com/newshtml/9/8/0824154446.html 。
[11] 吴宗宪，《论社会变迁与刑事政策的调整[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5期。
[1２] 陈兴良，《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4第5期。
[1３] 苏惠渔 孙万怀，《我国若干刑事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刑事法杂志》（总第４２期）。
[14] 学界一般认为“严打”始于1983年，以1983年8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以及1983年9月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决定》为标志。笔者认为，实际上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1982年3月8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是“严打”的开始标志之一，由此开始了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83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从此“严打”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展开，中国因此进入以“严打”作为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时期。
[15] 陈兴良，《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4第5期。
[16] 王仲方主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5页。
[17] 杨正鸣 姚建龙，《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改革》，《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5期。
[18] 陈兴良，《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9] 李希慧 杜国强，《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反思及完善——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切入点》，《法学论坛》，2003年第4期。
[20] 杨来胜 郭之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辞义新解》，《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21] 杨正鸣 姚建龙，《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改革》，《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5期。
[22] 白建军教授在该文中指出：“我们把刑事反应的力度与犯罪的悖德性强度之间的这种负相关现象，即悖德性越大，刑事反应越宽宥，悖德性越小，刑事反应越苛厉的现象，称为犯罪与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的偏重。”
[23] 白建军，《刑事政策的运作规律》，《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
[24] 李素颖 刘虹妮， 《“轻轻重重” 的趋势与我国刑事政策的取向》，《河北科技大学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5] 笔者所引该文作者蔡道通在该文注释中指出，在刑事政策意义上，对“抓大放小”观点的借用，最早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先生在1999年中国犯罪学年会（常州）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提出。
[26] 蔡道通，《论“放小”的刑事政策》，《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27] 龙宗智，《论我国转型期规制经济的刑事政策》，《法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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