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8-1) / 已阅1489次
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对话之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上）
前言：实体法就是社会矛盾（行为或事件）及其国家解决办法。社会矛盾是客观事物。在法律规则中，社会矛质确定了，国家解决办法随之确定。社会矛盾是决定性的，具有独立意义；国家解决办法是附属的，不具有独立意义。总体上，法律规则应归属于事实范畴，具有客观事物属性。法律规则是客观事物，是事实。法律都是常识，法律适用大道至简。法律的生命只在于经验。
法学理论：科学系在探求客观之真理，科学之命题，在原理上均可确定其真伪，若经确定之结果，与实际存在之事实符合者为真，不符合者为假。若一命题之真伪不可确定者，则为非科学。P14
司法实务：法律规则是社会矛盾及其国家解决办法。或者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和步骤。前者是实体法，后者是程序法。
实体法结构，都是社会矛盾+国家解决办法。社会矛盾是客观事物，是事实，国家解决办法是价值。实体法是事实与价值的组合体。
实体法中的社会矛盾，不是人为设计出来，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客观事物。社会矛盾与自然界中出现苹果、鹦鹉等客观事物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事物属性。
先有具体个案，后有法律规则。立法者以发生的具体个案作为参照物，反复对照后描述出来的文字内容，就是社会矛盾。人们有能力准确描述社会矛盾。如果不是先有案例发生，立法者就不可能创作或者设计出社会矛盾来的。然而，西方法学则正好相反，认为法律规则是立法者创作或者设计的人类的作品。由此可见，西方法律概念是超现实的，不对应具体客观事物（行为或事件），也就是不对应具体社会矛盾。西方法学中，罪与非罪是混为一谈的，例如，正当防卫故意杀人，构成犯罪的故意杀人，都是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罪状的。罪与非罪都是客观事物，性质相反。“故意杀人的”罪状，既对应罪，又对应非罪，直接导致“故意杀人的”罪状虚拟化，不能直接对应现实中唯一的客观事物，即法律规则虚拟化。而且，西方法学的法律概念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法律规则中的社会矛盾是决定性的，是主要矛盾；法律规则中的国家解决办法是附属性的，是次要矛盾。立法前后，社会矛盾并无任何变化。立法后，社会矛盾被纳入国家解决范围。只要社会矛盾（事实）确定了，国家解决办法（价值）就随之确定。所以，法律规则的属性，总体上仍然属于事实范畴，不属于价值范畴。换言之，法律规则是客观事物，是事实范畴。这个结论极为重要，它将终结西方各大法学流派的所有争议。因为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等，它们都是以法律规则归属价值范畴作为立论起点的，胶离了实际。
法律问题是事实问题，是科学命题。法律规则的客观事物属性，决定了法律问题是事实问题，是科学命题。法律适用是科学命题，宣告了西方引以为傲的法教义学彻底跌下神坛，成为了笑话。西方法学中，法律问题被归属于价值问题，几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是有争议的。我们终于弄明白了，法解释学的全部争议，都是法律规则的客观事物属性被误判后出现的伪命题。
法学理论：事实不能推导出价值，存在不可演绎出当为。P21
法学具有实践的性格，为其他科学所无。亚里士多德的一元论，认为世上每件事物都有其成为该事物的本质，唯有自事物之本质所获得之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此种本质论之思想，影响法学的思想的，则是自然法的思想，其结果导致理论认识与实践评价不分，认为某一事物之观察亦可以导引出实践的评价，终不免陷入假借理论之名，行实践之实之表象，自然无法获窥法学的真象。惟自康德提倡二元论以来，亦即事实不能演绎出规范，存在不能导出当为，其特定价值的妥当性，无从援用经验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认识，一元论的见解始获得纠正。P30
司法实务：通常情况下，事实不能推导出价值，存在不可演绎出当为。可是，由于法律规则具有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属性。只要事实判断了，价值判断随之确定。法律规则这种特殊属性，决定了法律规则客观事物属性是个例外，即事实能够推导出价值，存在可以演绎出当为。
法律规则中的社会矛盾与国家解决办法，通常情况下是一一对应的。即一个社会矛盾，对应一个国家解决办法。需要补充的是，刑法通常规定幅度刑，貌似先事实判断，后价值判断。实则不然，因为幅度刑作为一条线，对应了全部的具体个案。任何特定具体个案，在幅度刑这条线上，都是只有唯一的点，与之相对应的。所以，法律规则始终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同时进行的，可视为事实推导出价值，存在演绎出当为。
亚里士多德的一元论本来是正确的，即认为某一事物之观察亦可以导引出实践的评价。可惜让康德的二元论给否定了，即事实不能演绎出规范，存在不能导出当为。自此，法律规则的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属性，被康德人为割裂开来，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其中的价值属性被突显，取得了主导地位。结果，法律规则被西方法学家归属价值范畴。此后，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各大法学流派之争，烽烟四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法学理论：在经验事实之验证方面，对于客观的真理与论者主观的确信，应有所区分；吾人之认识能力有限，在经验科学中所获得之知识，不必然等于客观的真理，最多只能说大多数人主观确信而己。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经验观察所获得之知识，认为只是“臆测”而己，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正确而为绝对可靠以来，几己为科学家奉为金科玉律。P23
司法实务：就天文学而言，认为经验观察所获得的知识仅为“臆测”而己，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原因在于天文学的经验观察具有局限性，决定了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的确是一步一步接近真理的。然而，就法律适用而言，经验观察是全面的，没有局限性，不存在认识能力受限制的问题。因此，上述柏拉图的“臆测”说不能适用于法律适用领域，更谈不上是金科玉律了。法律适用能够获得百分之百正确或者绝对可靠。换言之，法律适用是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
法学理论：法学研究之对象虽亦为法则，然此“法则”为人类所创造，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其个别性色彩至为深厚，自不能有所谓一致性或者必然性。P41
司法实务：法律规则不是人类所创造的作品。先有具体案例，后有法律规则。法律规则中的社会矛盾，是立法者以发生的案例为参照物，目光往返，反复对照后描述出来的文字符号。法律规则中的社会矛盾，形式上是文字符号，实质上是客观事物。因此，“法则”是事实，是客观事物，理所自然具备客观事物的一致性或者必然性，不存在所谓个别性色彩。所谓的“每位解释者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是无法想象的。相反，西方法学中的“法则”是价值，自然就没有所谓的一致性或者必然性，只有所谓的“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之个别性色彩，犹如“每位解释者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
法学理论：法律之解释在“概念法学”阶段，虽难免将无生命的概念，置于无生命之机械逻辑里操作，然其结论较具确定性及普遍性，则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自由法运动后，虽赋予法律一种可贵的生命，透过解释能使正义充满人间，颇能切合人类的需求，然由于解释较为“自由”，不问为“目的考量”，“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均难免孱有主观的色彩。因此，法学者所为之法律解释，有无客观性可言？如有仁智之见时，何者为正确？有无客观的标准以为判断之准绳？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其方法为何？在何种情况下为之始不致令人有“突击性裁判”的感觉？此乃一门大学问，本书将提供一标准答案，欲知其详，请看次章分解。P43
司法实务：法律规则具有客观事物属性，无论出现何种情形，其含义的明确性都是勿庸置疑的。显然，法律解释自提出之日起就是个伪命题。无论是在“概念法学”阶段，还是在自由法阶段，法律解释都是为了解决伪命题而设定的所谓解释指引，都是法学家想当然的产物。所谓“概念法学”的稳定性，所谓自由法赋予法律可贵的生命，实际都是纸上谈兵。法律解释只有主观性，没有客观性，出现仁智之见，实乃家常便饭。结果就是，法律问题的争议无休无止。各路神仙，各显神通。谁有话语权，谁有决定权，谁就代表“法治”，司法乱象难以避免。
作者：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