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7-28) / 已阅1622次

刑法教义学难逃成为21世纪全球大笑话的厄运

法律规则就是社会矛盾（行为或事件）及其国家解决办法，或者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与步骤。前者为实体法，后者为程序法。这个法律概念，准确地描述了法律实质，即法律是什么。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故意杀人的”或者“（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就是社会矛盾，就是罪状；“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社会矛盾的国家解决办法，就是刑罚。
上述法律概念中的社会矛盾，即行为或事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犹如现实世界中的苹果，鹦鹉等客观事物一样。天下没有两个相同的苹果，天下没有两只相同的鹦鹉。社会矛盾也一样，天下没有两个相同的“故意杀人的”案件。但是，它们都是客观事物，都具有普遍性、一般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有的苹果个体，都叫苹果，所有的鹦鹉个体，都叫鹦鹉，所有千姿百态的故意致人死亡的构成犯罪的具体个案，都叫“故意杀人的”。可见，社会矛盾与苹果、鹦鹉等客观事物一样，具有客观事物属性。因此，法律（罪状）是客观事物，是确定的、封闭的、协调的、完美无缺的体系。这个结论直接颠覆了当代西方法学理论中的法律概念，即法律是人类的作品，是不确定的、开放的、不协调的、不完美的体系。
先有具体案例，后有法律规则。法律规则必须是对照具体案例中的行为或事件，直接描述而来的。人类有能力准确描述客观事物。所以，法律规则中的社会矛盾，例如刑法分则中的罪状，描述的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代表客观事物。有人认为，法定犯是先有法律规则，后有具体案例的。这种情形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有。假如无视具体案例，由立法者凭空设计或创作法律规则，那么出台具有实用价值的法律规则，将是痴人说梦。对此，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大有人在。大家试一试就明白了。显而易见，法条是客观事物，不是人类的作品。
法律规则是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法律规则的结构：社会矛盾+国家解决办法。其中，社会矛盾是客观事物，立法前后都是客观事物，没有因立法程序发生变化。立法后，社会矛盾被纳入国家解决范围，规定了解决办法。因此，法律规则的适用，既包含了社会矛盾的判断，即事实判断，也包含了国家解决办法的判断，即价值判断。显然，只要事实判断准确了，价值判断随之确定。例如，一个故意杀人案例，如果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全部清楚了，刑罚随之确定。换言之，法律适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同时进行的，是有机统一的。法律适用的这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合二为一的特征，是由法律规则特殊性决定的。因为法律规则的价值属性具有附加性，是通过立法程序附加在社会矛盾上的。然而，西方法学理论中，法律适用的判断，人为地预设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先事实判断，后价值判断，存在所谓位阶关系。显然，这与法律规则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实际不符。
法律规则是主客观有机统一的。就行为类型的社会矛盾而言，行为本身必然是主客观统一的，即客观方面决定主观方面，主观方面反映客观方面。客观方面透过行为人的眼睛，在眼球底部形成的映象，就是主观方面。因此，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实际是一回事，是行为实体与行为镜像的关系。这就是主客观统一。对此，信奉刑法教义学的人，必然要硬扛不服的。不过，人人可以通过实施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亲自验证实施行为时的主客观统一。然而，在西方刑法教义学中，法律规则，被理论预设存在——客观行为与主观责任——两大支柱。显然，这种理论预设，偏离了只有一大支柱即客观行为支柱的实际。主观责任支柱只是客观行为支柱的镜像，不具有独立意义。另外，法律规则是客观事物，不仅具有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属性，而且具有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有机统一的属性。可是，法教义学正好相反，不仅形式与实质彼此分离，而且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各自独立，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
西方法学中的法律概念。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并且像人类的其他作品一样，只有从他的理念出发才能被理解。”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指出：“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性的陈述，但也存在着为一般的陈述所不能包括的情形，……法律所考虑的是多数案件，亦即典型的和一般的情形，但法律对特殊的情况却无法加以说明。”
英国学者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提出了“法律的开放性结构”与“规则中的不确定性”理论。他认为法律规则是人设计出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认为人在设计规则时的认知能力有着不完美性。作为人为的产品，规则便不会有绝对的质量完美，而会有质量的高低之分。
上述西方学者的法律概念，是人为设定的虚拟化的法律概念，不是对应现实中的具体行为，而是对应性质相反的两种具体行为的混合体。也就是，法律是人类的作品，是不确定的、开放的、不协调的、不完美的体系。这种表述比较晦涩难懂。为了便于理解，仍以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罪状为例，首先，建立两个集合A和集合B，集合A｛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枪决死刑犯，战争行为，洞穴奇案，电车难题等等，过去，现在，将来所有合法或者符合社会公众道德观的故意致人死亡的具体个案，也就是故意致人死亡的不构成犯罪的情形｝，集合B｛把人杀死，把人掐死，把人烧死，把人电击死，把人毒死，把人溺死，把人推下悬崖摔死等等，过去，现在，将来所有故意致人死亡构成犯罪的具体个案，也就是故意致人死亡构成犯罪的情形｝。在西方法律概念中，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罪状涵盖的范围，即法律规则涵盖的范围，是集合A中的具体个案和集合B中的具体个案的并集，集合B中的罪与集合A中的非罪，都是符合“故意杀人的”罪状的，罪与非罪被混为一谈。这里犯了概念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其次，在西方的法律概念中，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罪状，只描述了故意致人死亡的所有具体个案中的一般性情形（案件数量最多），也就是使用刀具把人杀死的情形。至于其他故意致人死亡的特殊情形（案件数量较少），例如，把人掐死，把人烧死，把人电击死，把人毒死，把人溺死，把人推下悬崖摔死等，“故意杀人的”罪状，是不能描述这些特殊情形的。此处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实际上，集合B中所有的具体个案，都是相同的客观事物，全部属于“故意杀人的”罪状描述的范畴。
在西方法学语境中，由于存在上述两大错误，使得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罪状，在具体案件面前难逃存在漏洞、矛盾、晦涩、歧义的厄运，直接导致了“法律疑义”即法无明确之文，“法律反差”，“法律漏洞”即法无明文规定，“法律冲突”，“恶法”等法律疑难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法律疑难问题，保证法律适用，西方法学家构建了释法说理的路径。这就是释法说理的起源，就是法教义学的起始，就是法律解释的源头。实际上，所谓的法律解释，所谓的涵摄，都是伪命题，根本不可能实现。例如，因为“故意杀人的”罪状，代表客观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上述集合B中所有的特殊情形，代表客观事物的特殊性。客观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与客观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在文字形式上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从一般性、普遍性解释出来特殊性、个别性，根本做不到；将特殊性、个别性涵摄到普遍性、一般性的下面，也完全不可能。因此，所谓的法律解释，所谓的涵摄，其实都是装神弄鬼的障眼法，都是无中生有的伪命题。例如，入户抢劫，有人将户解释成渔民生活的渔船，认为就是法律解释。这完全是错觉。因为，只有解释决定行为规范的行为动词，才能算是法律解释。在“入户抢劫”中，所谓的将“户”解释成“渔船”。这是字词注释，不是法律解释。字词注释是性质相同的客观事物的互相替代。事实上，将“户”解释成“渔船”，或者将“渔船”涵摄到“户”之下，在文字字面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户”解释为“渔船”，这里的所谓的“解释”用语，只是徒有虚名。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其中的解释二字，都是徒有虚名的。实际都是相同事物相同处理或者字词注释而己。
上述所谓法律疑难问题，都是法律概念虚拟化后出现的伪命题。法律概念之所以虚拟化，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学家的目光仅仅局限在法律规则的文字符号上，一叶障目，在法律概念认知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殊不知，在法律规则文字符合的背后，实际对应的是行为整体、行为实体、客观事物。例如“故意杀人的”罪状，表面上只有五个文字符号，背后实际对应了“故意杀人的”这种行为整体、行为实体、客观事物。法律规则回归本原，回归行为整体、行为实体、客观事物，前述所谓的法律疑难问题就全部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原因就是它们都是法律概念虚拟化之后出现的伪命题。所以，从源头开始，法教义学就是伪科学，法律解释就是伪命题。
有原则，就有例外。任何行为规范，包括道德规范、职业规范、法律规范等，都遵循有原则，就有例外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任何行为规范，都有例外情形，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是原则，例外是例外，原则与例外，是性质相反的两种客观事物，不能相提并论，不能混为一谈。然而，西方学者定义法律概念时，将原则与例外混为一谈，是法律概念虚拟化的根本原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例外情形的判断：在相同情境中，如果一般人中至少有相当部分人会实施行为人相同的行为，就属于例外情形。有原则，就有例外。这是法律适用的第一原则。这个第一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首先依据常识常情常理进行判断，是否成立例外。如果成立例外，则不构成犯罪，司法程序立即终结；如果不成立例外，就在查明具体案件中的行为与刑法分则条文中的行为相同之后，直接将刑法分则条文中的刑罚适用于具体个案，得出裁判结论。其中的逻辑，就是相同事物相同处理。
法学学术垃圾满天飞。法律概念是法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法律概念虚拟化，直接导致从法律概念引申出来的整个理论体系，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三段论，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理论，违法性理论，责任理论，因果关系理论，客观归责理论等等，都是装神弄鬼的虚拟理论，不能通过实践检验。什么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都是扯淡吹牛派。虚拟理论没有淘汰机制，结果虚拟理论的法学论文和法学专著，泛滥成灾，造成学术研究的虚假繁荣景象。几乎全部的法学核心期刊，几乎所有的法学学术著作，没有实务价值，都是吹牛扯淡的学术垃圾。在法学院，在图书馆和书店，法学学术垃圾满天飞。例如，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国内个人出版的《刑法学》教科书等等。
法律适用大道至简。法律都是常识，要么是生活常识，要么是特定领域的常识。要成为法律适用的顶级高手，唯一的正确路径，就是坚决扔掉所有的法学学术垃圾，多办案，多研究案例，重点研究不同领域发生的案例，熟悉不同领域的常识。例如，网络环境下，所有电子产品的按键操作，都不是发出指令，而是发出请求。所发出的请求，当然是不可能违背对方意志的。因此，许霆案成立盗窃罪，违反了特定领域的常识，贻笑大方。法学理论非常有限，法律适用大道至简。目前法律适用的全部疑难复杂，都是教义学装神弄鬼鼓捣出来的伪命题。法律适用中遇到的所有新事物，几乎都是旧事物的改头换面。法律的生命只在于经验。法律逻辑必然是常识，包括相同事物相同处理。
在刑法教义学领域，除了提出罪刑法定原则的贝卡利亚、费尔巴哈能够勉强称得上法学家外，其他的法学家，都是假货。一群连法律概念都搞不明白的人，没有资格称为法学家。全世界已经被称为刑法学家的人，是一群痴迷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完全没有实践检验真理的意识，连法律是什么都没有看清楚，就一头扎了进去，穷尽一生研究虚拟理论，鼓捣出大量的学术垃圾，装神弄鬼，以讹传讹。刑法教义学沦为伪科学，丢人地球村，现眼本世纪，难逃闹出全球大笑话的厄运，请大家拭目以待。

作者：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肖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