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建宗 ]——(2000-10-25) / 已阅9976次

亮丽风景映照中国司法实践

检察日报2000年02月23日
　　编者按：当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之际，他(她)就处身一个陌生的环
境之中，一个语言符号所构建的各种关系当中。当他(她)逐渐将妈妈、
爸爸以及二者的关系与实在物一一对应完成后，他(她)实际上已经陷
入了语言的“圈套”之中——他(她)必须按照既定的语词意义和语法
关系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和思维，以便尽可能适应这一环境。这就是二
十世纪的符号学说，它的核心思想是∶既成的符号系统控制主导着我
们，它的逻辑关系具体化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同样，在一个法治社会
中，一个由制服、国徽等组成的环境中，本身就充满了陌生感和神秘
性，我们的生活也就是由一系列独特的法律符号和仪式及其运作来显
现和标示的。本版编发的一组稿件正是在这一哲学范畴中从符号学的
角度观照了我国法制的文化含义，虽显疏括但极明朗，对于作为法治
之核心的司法，其符号与仪式的现实意义尤为重大。
　　　　　　　　（一）符号仪式描述之随意
　　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司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开始
统一着装（制服），与司法相关的法律符号与仪式也正式形成；在此
之前，我国司法人员是着便装的，法律符号既不明显，法律的仪式也
就不那么正规。因此，我国司法人员的统一着装和法律活动的仪式化
追求及其程式定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极其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资源
的社会走向法治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至少，它以其鲜明的符号和
仪式强调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从而在我国社会对全体社会
成员进行了虽然极其简单、粗糙但却非常具体、实在的感性十足的法
治启蒙。
　　在司法符号方面，最为明显和典型的乃是司法人员的服饰，我国
司法官员（也包括并不直接从事司法业务的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
的“制服”一般是“大沿帽”——中间饰有金黄色国徽图案的“帽徽”，
上装肩部饰有“肩章”（“肩章”本身尚有其它装饰符号），帽子、
上装和下装的颜色相同（所区别者，检察官和法官的制服颜色是不同
的）；在场所安排方面，作为司法机构的办公地点的建筑物的外场通
常都有“围墙”、“门卫”设置，有巨大的“国徽”图案悬挂于外场
建筑物大门正上方，门口必定挂着写有该司法机构名称（当然也指明
了该机构之“级别”）的标牌，有时候外场建筑物屋顶或者正门院内
也竖着高高的旗杆甚至悬挂着国旗。当然，基层司法机构特别是基层
法院（尤其是我国广大农村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的外场除了表示自
身名称及性质的标牌外，大致与民居无异，没有更多的外场符号可以
显现其独特之处；在内场安排方面，其直接举行司法仪式的场所，各
种“道具”的摆放，内部装饰及结构安排都大体一致，而非举行司法
仪式的内场则与普通办公室没有多大区别，不具有特定化“符号”的
意义；而且，司法文书的“公文格式”也不同于普通文书格式。
　　在司法仪式方面，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庭庭审过程特别值得关注的
乃是：其一，主持案件审理的审判长和审判员在询问有关问题以了解
案情时所运用的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即他们比较普遍地使用（尤
其是在基层法院）大众化的日常生活语言，对有关法律规范和法律术
语的含义的解释也大多是通过“日常语言”和“大众话语”来进行的；
其二，有时，“审判长”和“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并不重视其服饰
。其三，进入法庭的门随时可以开也随时可以关，任何人可以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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