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守林 ]——(2004-10-18) / 已阅37882次

行贿人把大量的鱼放在猫的面前。猫毕竟怕死，因此刚开始的时候猫尽量克制住自己，在
心理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望着眼前目不暇接的鱼，猫蠢蠢欲动，想吃又不敢吃，可是猫
毕竟不是“机器猫”，不可能时时保持高度警惕，稍一放松，就被诱惑击败了，最后就饮
鸩解渴了。所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重受贿轻行贿的做法受贿者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所以重受贿轻行贿就如 “一方面我们枪毙感冒患者，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却放任各种病
菌的蔓延，去感染健康人群”[11]。
(2).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讲，行贿的对象大多为领导干部等掌握一定职权的人，有较高的文
化知识，且多为党员同志，思想觉悟相对较高，也多为知法懂法的人，深知受贿是一种犯
罪行为甚至考虑到自己的地位，荣誉，家庭等因素。从媒体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大多数
受贿者在回忆受贿之初是说，他们也曾害怕过，拒绝过，亦或曾有坚定的立场，可后来为
什么又纷纷落马了呢？之所以如此，领导干部对行贿行为难以招架是直接原因，领导干部
之所以难以招架，是因为行贿行为太多。在某省委党校一次学员座谈会上，有一县委书记
就坦言：“各种诱惑实在太多，难以应付。”行贿行为花样多力度大，甚至形成地毯式轰
炸[12].可见除少数索贿的外，大多数受贿者都是被拉下水的。因此，要根除贿赂罪，就
必须加大对行贿者的惩罚，受贿行贿并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不是现在的重
受贿轻行贿。比如，香港《防止贿赂条例》规定对行贿受贿授受同科，就对对惩治贿赂起
到了很好的效果。在香港，有一娱乐周刊记者为了进入《2046》电影拍摄现场拍照，塞给
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严惩行贿谁还敢把钱送出去？[13] 正所谓“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
(3). 行贿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受贿， 首先，从行贿罪的主观方面来讲，主观恶性大，
行贿者的犯罪意图很明确，就是获得经济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表面上，行贿人行贿，将
自己的财物送给别人，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而事实上行贿人送的是一种投资，企图赚取
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行贿罪的主观恶性较之受贿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有学者认为当
前贿赂成风，行贿人通过正当途径得不到应得的利益。只有通过行贿方能如愿，是不得已
而为之，因而行贿人是受害者，我认为这二者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联系，即得不到利
益和行贿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得不到应得的利益，应该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不是那种以恶惩恶的做法，否则，不仅在刑法上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从法制大环境来
讲也不利于依法治国的事现，因为那样会助长人们不依法办事的社会风气。再次，行贿行
为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腐败毒化社会风气，助长了人们的投机违法心理
，行贿者通过行贿获得了不应得到的利益，也就必然侵害了那些具备条件通过合法途径就
可以得到，却因行贿人的行贿而不能得到这些利益的人的利益，因而行贿者不是什么受害
者，而是害人者，害人者当然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再次，是影响反腐败斗争深入健康
发展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党和国家把打击贿赂犯罪作为惩治腐败的主要内容来抓，但贿
赂罪不但没有被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与行贿罪的打击不力致受贿罪不止有很大关系
。

三 ，行贿罪之立法完善

从司法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之所以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现状从根本上来说，是我国现行
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存在立法缺陷。《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
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可见现行刑法把是否谋取“不正当利
益”作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什么叫谋取“不正当利益”？言外
之意，难道还有正当利益的行贿吗？<<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
：“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
或者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里存在两点遗憾，首先是没有死刑的
规定，其次，没有像贪污罪受贿罪那样规定明确的行贿数额，且司法解释也没有对何为情
节严重？何为情节特别严重予以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我认为这就是导致大
多数行贿不能定罪量刑的“瓶颈”之所在。
针对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行贿罪的立法缺陷，为惩治和预防行贿罪，必须从立法完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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