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浩 ]——(2004-6-2) / 已阅34148次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9月第1版，第386页；
[美]H·W·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98页；
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572页；
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573页；
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584页；
参见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信春鹰主编：《公法》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80页；
转引自赵承寿：《论司法裁判的合法性》，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 第15页；
转引自谢鸿飞：“疑难案件如何获得合法性”，载《刑事法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79页；
不同与韦伯所说的“合法性”，韦伯的“合法性”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适法性”；
刘高礼：《法律语言学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3页；
李渔：《资治新书·慎狱刍言》；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9月第1版，第340页；
英美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甚至总结出了一整套相当详尽的语体修辞的技巧，很多法官手中都拥有一部关于判决修辞风格的介绍性手册，波斯纳对此曾做过如下的总结：“少用副词、形容词、斜体字，以及其他修饰语、限定字和增强句；长短句（不规则的、而不是排比的风格交替使用；不要用一个命题来结束一个段落；不要使用没有主动者的被动语态；少用插入的或者其他的限定句；尽量以重要的词汇开始和结束句子、因为一个句子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位置是语气最强的地方；避免使用术语和陈词滥调；为了清楚而使用标点，而不是为了符合语法学家们有关逗号和其他标点符号的位置的古板规则；要清晰；少用引用，特别是冗长的整段引用；要稍微注意句子的节律性；不要试图做到从来不对不定式进行划分；不要理会那些模糊的和不被人遵守的语法规则，比如不要以‘但是’或‘和’开始一个句子。”参见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9月第1版，第339页；
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58页；
陈界融：“论判决书内容中的法理分析”，载《法学》1998年第5期，第8页下；
参见唐文：《司法文书实用修辞》，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另参见苗怀明：“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进程及其文学品格”，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第156页；
参见姜剑云：《法律语言与言语研究》，群众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273页；
《文心雕龙·书记》；
[德]K.茨威格特：《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228页；
参见《增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66页；
朱景文主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294页；
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和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8-539页；
转引自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0页；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5页；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11页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法官为了减少上诉而可能采用压制对败诉方有利事实的做法来达到短暂的修辞胜利，对案件事实可能有所添附和遗误，这种经过剪裁的片面的真实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真实，相反，判决还可能悖于案件事实，从而导致认定事实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与全面的虚假无异。由于对事实的剪裁而导致的对于案件事实的片面认知往往会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法律结论，所以它正为某些法官的枉法裁判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剪裁事实的另一个重要的根源：司法判决的结果判断往往先于事实认定、逻辑推理和法律适用，即使主张以其他方式处置的律师提出了更为强有力的论点，通常也不可改变法官的先见。正是由于结论先行的判决形成模式，法官往往需要支持自己结论的事实和证据（他一般很少否定自己的判断，而总是在事实和证据的不断排列组合中搜寻支持自己判断的论据，甚至不惜以剪裁事实的方法迂回到达自己的结论来维护自己的智识权威）。
李麒：《判决异议研究》，载樊崇义主编：《诉讼法学研究》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55页；
刘永章：《诉讼文书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501、502页；
[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推理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17页；
参见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39页；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不仅仅是在判决书中这种叙事技巧才可能存在，事实上在诉状、答辩状等一切法律文书中这种修辞技巧都普遍的存在着。兹举一例：在《刀笔精华》中就辑录了这样一则“答辩状”：马某侍母不孝，其母诉至县署，马某请讼师谢某作了如下答辩而使自己免于牢狱之灾：“为家门不幸，含泪哀告事。窃民父早经弃养，自幼即蒙母抚养成立，民不孝，不能顺母意，博母欢，致累老母匍匐公庭，民甘受法办。母慈而后子孝，身修而后家齐，民德不足以感母，孝不足以顺亲，既不孝于地下之父，又不孝于在堂之母，死亦无怨，且从此亦可留面目以见父于九泉。敬请法办，以慰慈心。哀哀上陈，不知所云。”好一个“哀哀上称，不知所云”，其实马某和谢某正是运用了一种叙事技巧在看似服法的外表下委婉地且极具戏剧效果地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不满，于不动声色之间推卸了真正的责任，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由此例可见一斑：长期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对于修辞手法的掌握以达到了一种运用于无形的“境界”，成了内化于日常业务的一种实践理性，而这对于法官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贺卫方：“不可思议的判决”，载《杂文报》1999年4月13日；
唐文：“改革中裁判文书语言运用的价值取向”，载曹建明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1页；
据《冷庐杂识》记载，清朝乾隆年间通州州吏胡封翁在佐办一件行窃案中，见众犯因贫苦偶然作窃，并非真正巨盗，遂萌同情之心，将犯供“纠众自大门入”中“大”字改为“犬”字，一举笔间，而救十余人之命。参见潘庆云：《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97年版，页877；即使是包公，也曾擅自涂改法律文书。在关汉卿所著之杂剧《鲁斋郎》中，鲁斋郎仗势欺人，霸占良女，包公欲判其死刑，但因鲁斋郎出身豪门，权势倾人，包公为或准奏，在向皇帝上奏案卷材料时，故意把鲁斋郎的姓名三字的笔划分别减去一部分，变成鱼齐即，待皇上准奏而批了斩字之后，再恢复原有笔划，“鱼齐即”三字就又变成了“鲁斋郎”，关汉卿对此大为赞赏，称之为“智斩鲁齐郎”。参见余宗其：《中国文学与中国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36页；
摩西十诫中说：“私迁界石者必受诅咒”，而擅自篡改法律文书其罪行比私迁界石还要严重，所以历代法律均对擅自修改法律文书所应承担的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如《唐律疏议》将制作法律文书时的弄虚作假行为视为诈伪，并规定：“凡诈为官文书及增减者，杖一百；准所规避，徒罪以上，各加本罪二等；未施行，各减一等。”《宋刑统·诈伪律》云：“诸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徒两年。”《大清律例》中甚至专设“增减官文书”罪，“凡增减官文书者杖六十。若有所规避，杖罪以上，各加本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未施行者，各减一等。规避死罪者，依常律。”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就曾说过：“不论我们要说的是什么东西，要把它表现出来，只有惟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惟一的动词，要赋予它性质，只有惟一的形容词，我们应该苦心搜索，非要找出这个惟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相似的词，千万不要以为满足，更不可因为这种搜索困难，而随便用个词来搪塞了事。”，转引自前引23，第932页；
唐文：“改革中裁判文书语言运用的价值取向”，载曹建明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2页；
另一例证可见Cox Broadcasting Corp. v. Cohn，参见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9月第1版，第380页；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47页；
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584页；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47页；
宋福祥与其妻李某因关系不和在争吵撕打的过程中，其妻李某自缢身亡，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宋福祥因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被定为故意杀人罪，处刑四年。详细案情请参见《刑事法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89页；
根据读者回应（reader-response）理论,读者也是作者。巴米特也认为，读者不是文学的消费者，而是生产者。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判决文本，参见：程光玮：“九十年代的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载《学术思想评论》第1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209页；
又如：被告人明明是用小石子扔击被害人，判决书中却把小石子写成“石头”，被害人只是被小石子擦伤头皮，而判决书却写成“击伤头部”，参见姜剑云：《法律语言与言语研究》，群众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22页；
陈天恩：“法律语言 准确为要”，载《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2期，第28-31页；
波斯纳：《证据学的经济分析》，徐昕、徐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21页；
“共识是一种合法的尽管非常可能出错的正当化方法。”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45页；
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59页下；
谢鸿飞：“疑难案件如何获得合法性”，载《刑事法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92页；
谢鸿飞：“疑难案件如何获得合法性”，载《刑事法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92页；
参见左卫民：“法院的案卷制作：以民事判决书为中心”，载《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中国司法的新思考》，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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