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江汉 ]——(2016-12-18) / 已阅8132次

   在正式阐述理由之前，我先强调两点：
   第一，本人所谓的人贩子不应适用死刑，不是指对人贩子排除死刑适用，而是指人贩子不应一律适用该刑罚。
   第二，刑法问题相当复杂，我们在探讨时“应当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1]
   下面，我就围绕这一辩题，分别从拐卖成因、刑法原则、犯罪构成要件、刑罚目的以及刑事政策，这五大方面来辩明自己的观点——人贩子不应判死刑。
   首先，是基于拐卖成因的复杂性。如若从法学角度而言，人贩子就只不过是触犯了我国《刑法典》第240条所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之罪犯。换而言之，拐卖也只不过是数以百计的犯罪现象之一，同杀人、放火、抢劫、盗窃等等别无二致。但是，假使从宏观角度来看待刑法学所着力研究的犯罪现象——拐卖，则这一现象就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刑法学问题了。进而言之，其与中国人落后的传统观念，“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有关；也与知识匮乏的乡村百姓，仍将男性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力量有关；其甚至是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亦关联甚大。总而言之，拐卖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现象，即从这点来看，拐卖根本就不可能因人贩子被处以死刑而彻底消失，严刑峻法只是治标罢了。
   其次，是基于刑法原则的法定性。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适用一律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刑法学理论所探讨研究的学术性原则，还是《刑法典》、《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律法规所明文规定的法定性原则。然，一旦人贩子适用死刑，则势必会悖反上述原则的要求，乃至践踏其法定性。因为，细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既完成了定罪，又完成了量刑的人贩子一律适用死刑，其实质乃是借国家之公器，行私人之愤懑；盗用现代法治制度，实行封建专制暴行。
   再次，是基于犯罪构成的要件性。虽然，犯罪构成要件在同为大陆法系的德、日、中等国家的学理、实践中，皆各有差异。但各国都承认犯罪构成具有要件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以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之四要件为例，人贩子一律死刑，在犯罪主体方面，就完全否定了犯罪主体的核心和关键要件的存在意义——唯求死刑，而对犯罪分子的年龄、精神状况、生理状况等刑事责任能力影响因素概不过问。
   复次，是基于刑罚目的的预防性。刑罚之目的，历经古今中外无数刑法学家的争论，终究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预防性的角度来看刑罚的目的，即人贩子应判死刑，是对刑罚预防性的极大削弱——（1）过分强调了剥夺、惩罚犯罪分子作为预防其再次犯罪的前提性，而忽视了教育、改造作为预防再犯的根本措施性；（2）否定了刑罚的适当性，不利于民众奉公守法。
   最后，是基于刑事政策的平衡性。要而言之，人贩子应判死刑，与我国现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符，与我国慎杀少杀的主张不符，更与国际公约要求背离。

注：[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绪论，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