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世楚 ]——(2016-9-21) / 已阅10994次

                再论习近平四个全面思想
                    ——兼论“四个全面”地方实践
    摘要:习近平同志首度从国家战略布局角度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他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复杂国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创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有机整体。多维度理解四个全面思想，进而理解其实质内容，既有利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等精神，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方实践;也有利于圆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关键词:四个全面 战略意义 地方实践 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战国）屈原［1］
    引言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首次从国家战略布局角度提出来了四个全面思想(以下简称为“四个全面”）。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主流媒体便陆续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探讨报道。［2］“四个全面”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后三者则是战略举措。由此可见，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即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3］集中体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四个全面”，要想能够被彻底地贯彻实践， 尤其是被地方实践。那么，其实质内容就必须首先要得到全中共党员、全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否则就只是永远停留在政治口号里，红头文件上罢了。
     一、“四个全面”的多维解读
    （一）“四个全面”的战略意义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羸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有希望。”［4］因此，全面理解“四个全面”重大意义，应该要有战略思维，要站在战略高度。“四个全面”的战略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四个全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都不是个人的智慧结晶。［5］就目前而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6］
    (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实质上提出了21世纪新的三步走战略，而“四个全面”深化了中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3)完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既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要有党情、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7］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中共在治国理政方面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
    （二）“四个全面”及相关重要概念的辩证关系
    (1)“四个全面”内在的辩证关系。“四个全面”内在的辩证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的关系。“四个全面”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后三者则是战略举措。其次，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四个全面”之中，不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后三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且后三个“全面”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相互贯通。最后，是同等重要的关系。“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8］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9］而且“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是姊妹篇，体现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关系。” ［10］
    (2)“四个全面”与“五大发展理念”等辩证关系。“四个全面”也和中共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好些相关概念紧密相关。这些关系中最为紧要的有如下几个关系:第一，“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的关系，继“四个全面”被提出之后，习近平同志又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现念”。可以说两者共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确立科学指南和正确价值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思想基础。［11］第二，“四个全面”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关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除了包括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等，还包括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共计十多个方面。［12］因此，两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并且“四个全面”还是后者在实践中处于特别重要指导地位的部分。第三，“四个全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关系，“四个全面”是从“五位一体”中“抽取”出来的重点，它既包含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又超越和提升了“五位一体”总布局，它是“五位一体”中的根本、核心、精髓。第四，“四个全面”和21世纪“新三步走战略”的关系，“四个全面”既是为了实现中国梦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提出的治国理政纲领，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第二、三步战略提供长远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三）“四个全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运用
    只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把握时代大势和发展大局，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能力。“四个全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运用主要包括:(1)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的。而“四个全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在实践中发展的，它是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问题提出来的，因此，“四个全面”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
    (2)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四个全面”都和人民以及人民的幸福紧紧地连在一起，例如，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体现了我们党人民至上、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
    (3)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上的辩证性，“四个全面”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个全面”中最为明显突出的则是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观点:第一，全面观察的观点。“四个全面”就每一个“全面”而言，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功能，着力于解决自身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第二，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观点。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后三者则是战略举措。即“四个全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第三，全局和重点辩证统一观点。“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3］从“四个全面”看，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其它三个“全面”都是战略举措，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中”处于全局的重点地位。但从每一个“全面”看，它们自身也都是全局和重点的统一，既有全局也有重点。比如，如果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看作全局的话，那么它的重点可能是对保持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四个全面”的地方实践
    （一）“四个全面”地方实践的必要性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要求地方实践。由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所以，“四个全面”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工作的总方略，必然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除此之外，今天要贯彻实施“四个全面”，离不开中共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工作作风。而这三大作风又都植根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从根本上说还是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要求地方实践。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共中央又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而“深刻理解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善于用群众工作的思路和办法开展工作”［14］等论述，更加证明了在地方积极实践“四个全面”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要求。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要求地方实践。习近平同志《关键在于落实》这篇文章精神就要求“四个全面”地方实践，文章指出:“抓落实，从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工作方面讲，就是抓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措施要求的落实。落实到哪里去？就是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基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15］文章还指出:“我们的所有成就，都是干出来的。这里的关键，就是始终注重抓落实……抓落实是领导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16］
    总而言之，“学习永无止境，关键要深入学，根本是紧密联系思想；实践永无止境，关键要务实干，根本是紧密联系工作实际。”［17］
    （二）“四个全面”地方实践存在的不足及其分析
    (1)地方实践不足的多种情况。“四个全面”地方实践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如敷衍实践、选择实践、片面实践、错误实践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选择落实，由于中共中央是从全国大局考虑提出“四个全面”的，所以“四个全面”只能是一个大原则，不可能有一个任何地区、任何层级都通用、事无巨细的方案。因此，有些地区、部门就不可避免地对“四个全面”断章取义，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去做，回避那些对群众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2)不足情况的形成分析。“四个全面”地方实践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如“四个全面”宏观指导性与地方可实践性存在巨大反比、上下级之间信息沟通存在人为设卡、同级之间存在不良影响与恶性竞争、缺乏具体的配套政策、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同级之间存在不良影响与恶性竞争，同级之间虽无隶属关系，但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未必都会给本地区、本部门带来直接的利益，有时甚至使地区、部门利益受损，此时同级之间就存在不良影响与恶性竞争关系。比如，国家级贫困县会得到国家财政的特殊补助用以帮助脱贫，于是许多市县不惜造假，争相成为国家级贫困县，而争取来的资金相当多一部分并未用于扶贫开发，这就使得国家扶贫政策变了味。
    除此之外，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是比较典型的。包括“四个全面”在内的任何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都需要监督，缺乏有效监督，仅靠实践者的自觉不能保证政策实践的完整性。监督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上级权力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对下级的监督。作为监督主体的上级各类机关具有权威性。这种监督的程序和手段都是法定和明确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是指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自发地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这种监督的主体广泛但又不确定，监督的程序和手段也不够规范。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互相补充，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以往这两种监督方式往往失效，自上而下的监督者不认真履行监督职责，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实施途径。因此，监督不到位，致使政策落实打折扣。
    （三）“四个全面”地方实践的方向
    关于如何落实“四个全面” ，已有学者根据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八种办法。综合起来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持清醒头脑、紧紧依靠群众、加强中央权威、统筹全局、突出重点等等。［18］这些无疑十分重要，但是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除了这些普遍性的做法外，还需要有更加明确而具体的办法。下面，笔者从地方实践的前置条件、具体要求以及配套机制来进一步展开论述:(1)前置条件。思想是行动的基础，对“四个全面”内涵不清楚，对落实“四个全面”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自然就不会有积极的行动。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中共十八大精神是“四个全面”的根源，“四个全面”则是中共十八大精神的高度凝练，即“四个全面”是对中共十八大报告的高度凝练。［19］
    （2）具体要求。基层工作既有综合性，又有分工性。作为一个地区，地方工作综合性很强，比如县、乡（镇）以及街道等等；作为部门分工性则很强，比如大到工业、农业之分，小到规划、建设、民政、工商等等之分。针对这种情况要结合“四个全面”的精神，制定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把这些切合地区或部门实际的方案执行好了，就是落实了“四个全面”，否则就是空谈。
    (3)配套机制。各级落实“四个全面”都需要监督检查，地方尤其重要。对地方的监督检查包括两个方面，即来自于上级的监督检查和来自于群众的监督。上级的监督检查直接有力。监督检查的内容就是上级的统一要求以及根据“四个全面”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具体方案。 来自于群众的监督，主要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反应的热点难点问题，正是“四个全面”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领导干部的“四风”问题等等。说到底，让群众监督就是让群众参与改革，参与“四个全面”的落实。
    三、结束语
    毋庸置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20］事实上，“四个全面”也体现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三严三实”的特点，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21］习近平同志还经常引用毛泽东同志说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22］ 总而言之，话语简洁、明确，好读、好记、好理解的“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复杂国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创新。这一创新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突破性创新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又一次新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坚定不移的实践“四个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定指日可待。
    作为一名法学专业大学生，我最后再说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以及体系发展、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定不移的按着中国的步伐一步一步走下去，若是这能够实现，那么每一步都会更震惊外国，更令他们反思本国的法律制度！［23］
    注释：
［1］林家骊译注：《楚辞》，中华书局2009年版，《离骚》第15页。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2015年2月2日，参见甘肃法制办网http://www.gsfzb.gov.cn/FZDT/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1103。
［3］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专著。本文在论述思路上大致借鉴了该专著，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5］关于“四个全面”形成的论述，更加具体的可以参见本人之前的文章，文世楚：《浅论习近平四个全面思想——兼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杭州普法网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26369，2015年10月26日。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7］荣开明、曾成贵等：《毛泽东治国方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代序第 1 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17 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 页。
［11］郝立新：《从“四个全面”到“五大发展理念”》，《光明日报》2015年12月7日。
［12］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中国外文出版社2014年9月28日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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