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庆奎 ]——(2004-2-17) / 已阅12750次

“米兰达警告”向我们走来
——反贪侦查应对沉默权初探

张庆奎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正供。”钟爱香港警匪片的国人对这两句话早已耳熟能详。这就是影视版的港派“米兰达警告”，是警察拒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履行的权利宣告。其实，正版的“米兰达警告”比这要稍微复杂一些，即“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将并且能够被用做在法庭上反对你的证据；讯问时，你有权聘请一名律师在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我们可以为你免费指定一名律师，在讯问时为你提供帮助。”“米兰达警告”是196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判决中确立的，它的实质在于确定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即每个人都有不自证自己有罪的权利。沉默权的确立，可以更好地保护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彰显司法文明，目前已被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广泛借鉴，成为全球刑事诉讼中通行的基本准则。
中国的法律制度传统上比较接近于大陆法系，推崇成文法，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吸收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的许多规定，增加了庭审的抗辩性，取消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将侦查阶段的被告人称为“犯罪嫌疑人”，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但未明确规定“沉默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仍沿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加之1997年《刑法》对“主动交代罪行的以自首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奖励性规定以及对“拒不认罪的以态度不好从重量刑”的惩罚性规定。尽管如此，我国司法机关并不仅凭口供定罪，相反，1979年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处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形势和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看，沉默权在中国的正式确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久的将来，“米兰达警告”将走进我们的反贪侦查工作中来。
从1989年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成立第一家反贪局至今，短短十几年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反贪工作成效显著，一大批位高权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反贪侦查也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经验。面对日益走近反贪的沉默权，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客观上说，即使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我们的反贪侦查也不是纠问式的方式，但谁又能否认现在乃至以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对于反贪侦查的重要性呢？由于贪污贿赂这一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高智商/高隐蔽性/高不可再现性以及言词证据的高不稳定性等特点，在反贪案件的侦查中仅凭收集到的证据往往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需要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来加以印证。回顾许多大要案的侦破过程，立案/刑拘逮捕靠证据，案件突破靠深挖靠嫌疑人供述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虚实结合，敲山镇虎”/“引蛇出洞，暗渡沉仓”等等战略战术在沉默权面前终将失去用武之地。有人也许会说，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但证人没有，证人有作证的义务，我们可以将原先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方法用到获取证人证言上。试想，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尚需严加保护，证人的权益岂不更应保护，我们不应该钻法律的空子。法律承认沉默权的同时，也必然对询问证人作出更多的限制性规定。
反贪侦查应对沉默权理应未雨绸缪。首先，要真正确立以证据为主导的侦查模式，彻底打消对供述的任何依赖，尝试零口供的办案探索；第二，要高度重视监视/监听等高科技侦查手段的应用；第三，要学习借鉴国外同行的经验；第四，要努力提高反贪干警的综合素质，提升侦查办案水平；第五，要注意发展特情，奖励举报，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总之，放眼未来，迎接司法改革的需要，应对沉默权的引入，我们的反贪侦查理应顺应世界刑事诉讼改革趋势，才能与时俱进，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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