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秉志 ]——(2014-5-29) / 已阅5750次

　　◇赵秉志,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

　　《反恐怖法》应当从我国国情和反恐局势的特点出发,在明确“恐怖活动”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综合采取行政、司法、外交、军事等手段,着力解决反恐怖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建议不在《反恐怖法》中规定实体性的刑事法内容,而是通过设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附属性条款,与刑法进行衔接；对于需要增设、修订的内容,可以通过修改刑法予以解决
　　
　　为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恐怖犯罪形势,我国反恐怖法正在紧锣密鼓的研拟制定之中。其中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即反恐怖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应当居于何种地位和包括哪些内容,这不但关系到反恐怖法的制定,而且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亦具有重要意义。现就我国反恐怖法的立法定位问题略抒己见,供研讨商榷。

　　《反恐怖法》应当是一部综合性法律
　　《反恐怖法》应当从我国国情和反恐局势的特点出发,在明确“恐怖活动”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综合采取行政、司法、外交、军事等手段,着力解决反恐怖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单纯采取某一种法律手段,虽然能够重点解决某个领域的不足,但难以满足我国反恐怖工作的实际需要。当前,我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主要来自“东突”恐怖势力,它们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结合体,除了在我国西北边境常发地区之外,也开始在北京、昆明等地相继实施暴恐活动,已经上升为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整合、优化国家各种资源予以有效应对。目前,关于危险物品管控、出入境管理、网络信息监控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之中,关于反恐怖工作体制、军事力量介入恐怖事件处置、情报预警、善后恢复、反恐训练和演习等方面尚属法律空白,这就需要反恐怖法对相关内容予以梳理、整合。采取综合性法律调整手段,才能够使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司法机关在反恐怖工作中形成合力又相互制约；实现对人员、财产、物品和信息的立体防御格局；明确反恐怖工作中轻重不同、形式各异的责任体系。

　　《反恐怖法》应当以行政法为主要内容
　　一是从调整范围来看,反恐怖工作并不仅仅是对恐怖活动的打击,更重要的是通过大量基础性工作,加强对恐怖活动的防范和预警,而行政法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十分广泛,内容丰富,更符合反恐怖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二是从权力主体来看,反恐怖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公共利益主要是由行使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来代表,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恐决定》规定的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等。当然,由于反恐怖法应当是一部综合性法律,权力主体也应包括军事机关、司法机关等。
　　三是从调整手段来看,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暴力恐怖威胁,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强化。这决定了反恐怖法律关系双方权利(权力)义务具有对应性和不对等性,即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总体利益,需要对公民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如运用行政性强制手段进行调整,包括对涉恐资产进行冻结、对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进行认定等。

　　《反恐怖法》与刑法的协调
　　恐怖活动作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总是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刑事犯罪,这就涉及《反恐怖法》与刑法的衔接问题。建议不在《反恐怖法》中规定实体性的刑事法内容,而是通过设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附属性条款,与刑法进行衔接；对于需要增设、修订的内容,可以通过修改刑法予以解决。以刑法为例,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自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我国刑法修订(修正)的规范形式,主要采用了刑法修正案和单行刑法两种形式作为现行刑法的必要补充,其中刑法修正案已颁行8个,同时颁行了1部单行刑法(但目前已不再颁行单行刑法)。实践证明,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局部修改完善刑法典,程序灵活、针对性强；同时修正案内容要纳入刑法典,不改变刑法典原有的顺序,又能够充实刑法典。因此,面对恐怖活动的新特点、新问题,可以通过《反恐怖法》与刑法典同步修订、相互衔接的方式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