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扬 ]——(2013-11-21) / 已阅17654次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权利人长期不行使请求权，将使义务人产生一种权利人不再行使请求权的信赖，并因此而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与他人建立新的交易关系，从而促进知识的有效利用，加快知识的传播。如果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知识产权人随时有可能挥舞知识产权的大棒跳出来行使请求权，这无疑会打破既定的财产关系和交易秩序，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无益于知识的利用和传播，导致法律创设知识产权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实现受阻。在此情况下，知识产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第二个主要功能，即敦促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惩罚躺在知识产权身上睡觉的权利人存在适用的必要性。

　　其三，即使专利权、商标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经过申请、审核、登记、公告等程序的知识产权，请求权也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虽然对于经过登记的不动产物权而言，只要权利登记薄上仍然显示不动产权属状况，第三人不会产生登记权利没有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存在的信赖。但对于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而言，申请、审核、登记、公告等程序发挥的不仅仅是公示作用，更重要的是授权作用，因此即使不考虑冒认申请[37]的情况，考虑到还存在无效宣告、撤销、审判等确权程序，特别是由于权利证书控制的知识和行为人实际使用的知识是否完全相同无法判断，不特定第三人即使看到权利证书，也不会当然产生存在真正有效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人会针对利用人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或者停止侵害危险请求权的信赖，并进而作出相应的民事行为。可见，即使对于专利权等经过申请、审核、登记、公告等程序的知识产权，对其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功能依旧存在适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此外，如果专利权等经过申请、审核、登记、公告等程序的知识产权，不管经过多长时间，不特定第三人都不会产生权利不存在状态信赖，因而停止侵害等请求权无需适用诉讼时效的话，著作权是基于创作事实而产生的权利，无需申请、审核、登记、公告程序，不存在具有公示效果的登记簿，第三人应该会产生权利不存在的信赖，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同样作出著作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呢？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三个解释并没有坚持理论和逻辑上的一致性。

　　其四，知识产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不会发生变态的知识产权。在物权法领域，反对物权请求权中的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论者认为，返还原物请求权如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由于我国物权法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因此物权人无权请求返还原物，尽管名义上拥有物权，但无法对物进行占有和支配。而占有人虽然名义上占有和支配物，却不拥有物权，从而会出现所谓的变态物权，或者是权利真空。[38]或许在物权法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的情况下，对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会出现变态物权或者权利真空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是不存在的。如前所述，一方面，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排他权，不会发生对知识的占有和支配，因而不存在类似返还原物或者恢复原状之类的请求权。另一方面，知识产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仅仅导致侵害行为人、侵害危险行为人获得一种针对知识产权请求权的抗辩权，并不导致知识产权人丧失知识产权，或者知识产权失效，因而也不会出现与物权领域中所谓的变态物权或者权利真空类似的变态知识产权或者权利真空现象。

　　综上所述，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认为，相比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观点，知识产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结语

　　萨维尼认为，产生时效制度的最普遍和最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如下需求，即“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将产生不确定的因素，从而形成权利状态本身模糊，内涵争议和疑惑。”温得夏德用一句经典的话概括了此种情况：“时间流转不仅是明亮的，而且也是灰暗的。”[39]朱岩教授也指出，“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在于给生活和交易提供安全，减少纷争。因此，法律无法回避因时间流转对该功能所造成的影响。时效制度即是法律就时间因素对法的规范效力的影响所提炼的制度。”[40]总之，对于时效这样一个既关乎不同当事人行为自由，也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在适用到知识产权请求权身上时，不管采用肯定说，否定说，还是折中说，都应该十分慎重，提供足够充分的正当理由。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司法解释中采用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立场，但至今也没有公开过采用如此立场的理由，不免令人感到十分困惑。

　　其实，即使在对知识产权实行严格保护的美国，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延误诉讼的做法。按照该做法，如果原告长期对被告的侵权行为视而不见，致使被告已经在有争议的知识产权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法院可以延误诉讼为由拒绝再给予原告知识产权任何保护。在查特诺加公司诉耐克公司和迈克·乔丹商标侵权案中（Chattanoga Manufacturing, Inc. v. Nike, Inc.＆ Michael Jordan），原告1979年成立了查特诺加制造公司，公司包括一个“乔丹制衣部”，专门制造女用服装，但直到公司成立20年后的1997年，才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注册“乔丹（JORDAN）”商标的申请，用于生产各类女用服装，1998年正式获得注册。此时，迈克·乔丹已经成为闻名世界的球星。耐克公司成立于1971年，1984年与乔丹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在耐克公司制造的系列运动产品中使用乔丹的名字和形象。此后多年，耐克公司便利用乔丹的名字和形象大作广告，消费者渐渐把耐克运动产品与乔丹联系起来。1990年，耐克公司推出直接以乔丹名字命名的系列产品；1997年，耐克公司成立“乔丹品牌部门”，专门生产和处理与乔丹名字和形象有关的产品。1999年10月，查特诺加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指控耐克公司商标侵权和不公平竞争。耐克公司辩称，耐克已经使用乔丹商标十余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投入巨资打造乔丹品牌，消费者已经把乔丹的名字和形象与耐克公司联系起来，而原告对此一直无所作为，原告已经构成延误诉讼。法院完全支持了耐克公司的抗辩，并且解释了构成延误诉讼的三个要件：原告早已知道被告实施了其所指控的商标侵权行为；原告没有正当理由延误诉讼时限（美国商标法没有规定诉讼时效时间，但美国一些州的法律规定为3年，因此美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一般采3年的做法）；如果原告胜诉将给被告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本案中这三个要件都满足，从而判决原告败诉。[41]

　　大陆法系亦存在禁止权利滥用的权利失效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如果权利人的行为给行为人造成不再行使权利的表象，并且行为人因为信赖这种表象而进行了投资，则经过相当期间后，权利人将丧失停止侵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42]权利失效理论是民法帝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与英美法系的延误诉讼制度一样，可以较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平衡当事人的利益。

　　我国是一个知识产权理论研究尚不发达的国家，在采纳任何一种新制度之前，最好先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具体案例检验该制度对社会各方利益的影响，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再考虑是否上升到司法解释直至法律的高度。否则，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司法解释采取的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解释，在实践中已经导致知识产权人严重滥用知识产权、阻碍竞争，致使创新激励不足、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现在已到了认真反思三个司法解释所采立场的时候了。




注释:
[1]三个司法解释显然超越了司法解释权的范围，存在违宪嫌疑，但本文对此不予讨论。从源头看，三个司法解释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效的观点，应该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8）65号]。该纪要第三部分（四）“侵权纠纷的诉讼时效”规定，“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审判实践表明，某些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是连续进行的，有的持续时间较长。有些权利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年内未予追究，当权利人提起侵权之诉时，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仍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内，侵权人仍然在实施侵权行为。对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如何认定？与会同志认为，对于连续实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关于持续性侵权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本文不予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崔建远：《继续性债权与诉讼时效》，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第8期；李益松：《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效—以持续侵权行为为中心》，http://wenku.baidu.com/view/e2933918964bcf84b9d57bda.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9月5日；李群星：《论持续性侵权之债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1期。
[2]参见张广良：《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246页。
[3]参见汤宗舜：《专利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4]比如，张玉敏教授明确认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与荷兰《实用新型法》的规定一致，该法第37条规定，在专利权人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中，可以要求支付自提起诉讼前5年的赔偿金，在此之前的损失无权要求赔偿，并认为此种立法例可有力保护知识产权人。参见张玉敏：《知识产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8页。孙德生认为，对于持续性侵权行为，专利权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起诉前2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若侵权行为于起诉时仍存在，则应受保护。参见孙德生：《对专利侵权诉讼时效方面相关问题的探讨》，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88页。杨明认为，知识产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一样，同为绝对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参见杨明：《知识产权请求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5]王轶：《物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1期。
[6]参见三修社编集部编：《知的财产权六法2010》，三修社2010年版。
[7]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84页。
[8]蒋志培：《我国立法和司法确认的知识产权请求权》，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10期。
[9]王太平：《浅论知识产权请求权》，http://www.hicourt.gov.cn/theory/article_list.asp?id=3676，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8月1日。
[10]参见魏振瀛：《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4期。
[11]李宜琛：《民法总则》，台湾正中书局1952年版，第51页。
[12]参见王太平：《浅论知识产权请求权》，http://www.hicourt.gov.cn/theory/aitiele_list.asp?id=3676,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8月1日
[13]参见李龙：《民事诉权论纲》，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14]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5]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3页。
[16]关于各种知识产权请求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条件、行使限制等问题，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做探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6页。
[17]肯定说最主要的理由是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会导致权利滥用，主要以李宜琛、胡长清、王伯琦等为代表。参见李宜琛：《民法总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356页；王伯琦：《民法总则》，台北1979年自版，第217页。
[18]否定说最主要的理由有三：一是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会导致物权成为一种空虚的权利；二是侵害物权的行为是持续性的，物权请求权难以适用诉讼时效；三是物权适用取得时效，物权请求权无需再适用诉讼时效。主要以史尚宽、郑玉波、王利明为代表。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
[19]折衷说主要以梁慧星、王轶、李建华等为代表。其中梁慧星、王轶认为，只有返还原物请求权可以适用诉讼时效，排除妨碍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以及登记不动产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李建华则认为排除妨碍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73页；王轶：《物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1期；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的立法选择》，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5期。
[20]相关文献参见杨明：《知识产权请求权功能的解析与展开》，载《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梁志文：《反思知识产权请求权理论》，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4期；杜洁：《论知识产权请求权》，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期；郭佳宁：《论知识产权请求权在知识产权法体系中的作用》，载《行政与法》2006年第11期；刘秀丽：《论知识产权请求权》，黑龙江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马辉：《论知识产权请求权》，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1]本文如此揣测的理由在于，知识产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不同，债权可以按照时间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债权，并分别适用诉讼时效，因而可以产生一个时间段债务人可以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拒绝履行而另一个时间段必须履行的结果，而停止侵害无法按照时间进行分割，否则会产生一个时间段行为人援引诉讼时效抗辩而继续实施行为，另一个时间段则无法援引时效抗辩而停止侵权行为的奇怪现象。比如，某A2008年2月1日得知自己的专利权被某B侵害，但直到2011年10月1日才提出诉讼。按照持续性侵权行为理论，对于2008年2月1日至2010年2月1日期间的实施行为，某B可以援引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从而继续实施某A的专利，而自2010年2月1日至2011年10月1日期间的实施行为，某B因无法援引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因而必须停止实施行为。
[22]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23]参见刘毅强：《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http://www.e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4606,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8月9日。
[24]王轶：《物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1期。
[25]参见Wendy J.Gordon: Intellectual Property,[日]田边英幸译，载《知识产权法政策学研究》第11期，第1、 3～4、 7～8页。[日]田村善之：《知识产权法政策学初探》，载《日本现代知识产权法理论》，李扬等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Peter Drahos,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p. 17-21,32-33.
[26]参见[日]田村善之：《知识产权法政策学初探》，载《日本现代知识产权法理论》，李扬等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Peter K.Yu:《国际性圈地运动的动向》，立花柿子译，载《知识产权法政策学研究》第16～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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