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扬 ]——(2013-11-21) / 已阅17667次

　　三、知识产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理由（对否定说的评析）

　　我国学术界对物权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探讨非常之多，论著也极为丰富，并形成了肯定说、[17]否定说[18]和折衷说[19]等三种代表性学说。同时也不乏探讨知识产权请求权的文章，但都限于讨论是否应当建立知识产权请求权制度，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含义、特征、类型和作用，[20]探讨知识产权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文献则相形见拙。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三个司法解释中明确采用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立场有关。

　　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会明确采取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立场？由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002年发布三个司法解释时，没有公开详细的理由书，因此从公开的资料中无法加以查证。本文揣测，主要原因应该不是基于持续性侵权行为理论，[21]而应该是三个司法解释的起草者将知识产权等同于物权、知识产权请求权等同于物权请求权，并且完全采取了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观点。具体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是受了主张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学者如下观点的影响：其一，支配为物权的主要内容，若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将造成一个无法回复支配圆满状态的物权，使物权变成一种空虚的权利，既有害于经济生活也违反物权立法本质，并会发生变态物权，一方面所有权人不能请求所有物的返还，所谓的请求权将徒有虚名，另一方面占有人不享有所有权。[22]其二，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虽同为请求权，实则不同。物权具有消极性，其享有无需积极请求对方为一定行为，仅在其圆满状态受到破坏时才发动，以除去妨害等。因此，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督促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物权请求权如果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则会激起侵害物权的投机激情。[23]其三，排除妨碍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原因是这两种请求权都指向现实存在的妨害和危险，这种现实存在的妨害和危险一般就排除了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权利不存在的可能，不特定第三人无法产生相应物权请求权不存在的信赖。登记不动产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原因是不动产以登记作为公示手段，只要登记簿上仍然显示不动产权属状况，就会排除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权利不存在状态之可能。[24]

　　具体到知识产权请求权，三个司法解释之所以采用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立场，所持理由主要应该是：如果知识产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则知识产权将一直处于被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虞的状态，并且会引发侵害知识产权的投机激情，出现变态的知识产权；由于专利权、商标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都是经过申请、审核、登记、公告的权利，不管经过多长时间，只要权利证上显示权利归属状态，不特定第三人就不会产生这些权利不存在的信赖，因而无需保护不特定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本文认为，上述理由并不足以支持三个司法解释采取的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立场。

　　首先，鉴于物权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存在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三种学说，按照本文开篇所说的研究方法，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司法解释要采否定说，必须对肯定说和折衷说提出的理由进行有效的反驳，并从正面提出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证明采取否定说的有效性。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司法解释既没有对肯定说和折中说提出的理由进行有效反驳，也未能从正面论证采用否定说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当事人重大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司法解释的这种态度不免显得有些武断、冒失和不负责任。

　　其次，如果本文的推断正确，即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司法解释采取知识产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形式上是基于知识产权与物权、知识产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同质性，其理论根据是否充足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1．知识产权不同于物权。虽然知识产权和物权同为绝对权，都具有排他性和对世性，但二者的排他性实相径庭。知识产权形式上是建立在“知识”这种无体物上的权利，但实质是一种通过法律对自由人的利用行为模式进行人为规制的特权。[25]与建立在有物理边界的有体物之上的物权相比，制约他人利用行为模式的知识产权由于不存在物理边界和场所的限制，权利可以无限制对世扩张，并扩大到国际层面。实际上，知识产权正是通过《TRIPS协定》等国际条约以及大多数以美国为一方当事人的两国间条约的推进，不断向国际层面扩张、强化的。[26]由此可见，只要某人创作出某种知识，如果在其上设定知识产权的话，就会广泛制约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行为自由，与物权的排他性相比，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对象更多、范围更广、影响更深，知识产权与物权实质并不具备同质性，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司法解释关于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立场如果是基于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同质性，是值得商榷的。

　　2．知识产权请求权不同于物权请求权。由于知识产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基础性权利不同，尽管二者类型上存在重合之处，都包括停止侵害请求权和停止侵害之虞请求权[27]，但二者行使的目的和后果实则有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行使请求权的目的有差别。知识产权请求权由于其基础性权利—知识产权控制的是他人行为模式，虽属绝对权，但并非支配权，知识产权人物理上并不占有“知识”，行为人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或者侵害之虞表现为未经知识产权人的同意，利用其权利控制的知识，因而知识产权请求权不可能包括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其行使的目的在于确保知识产权人对其权利范围内的知识的排他性使用，而不是物理上对该知识的占有或者支配。而物权既是绝对权，又是支配权，物权人可以直接占有、支配物，对物权的侵害或者侵害之虞表现为未经权利人同意占有、妨碍或者毁损，物权请求权行使的目的在于恢复物权人对物的排他性占有和圆满支配状态。

　　二是行使请求权的后果存在很大不同。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或者侵害之虞表现为未经权利人同意利用其创造的知识的行为，这种利用具有复制的低成本性、传播的便捷性、扩散的容易性等特征。特别重要的是，知识的利用没有物理和场所的限制，很容易产业化，并形成投资上的累积效应。这说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方面，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虽对知识创造者的激励具有减杀作用，但亦可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普及，特别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并可加快技术的创造速度，此种行为尽管破坏了法律秩序，但对公共利益而言并非全是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无论是停止侵害还是侵害危险，或者是废弃侵权结果和工具，对行为人而言，由于投资上的累积效应，相比侵害物权的行为人，意味着更加巨大的损失。从社会的角度看，在知识产权人的权利没有创造社会效率或者效率很小的情况下，侵权人的损失无疑构成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成本，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由是可见，知识产权请求权的行使，无论是对特定人的行为还是利益，或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和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会产生更加实质性的消极作用。对特定人而言，将给其造成过大负担，特别是会改变其行为和商业模式。对社会而言，则会造成知识传播的阻碍，科技市场化的速度减慢，整个社会因此而享受的知识福利减少。

　　物权请求权的行使则不同。由于物存在边界和场所的限制，物权请求权的行使既不会给特定人造成过大负担，也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即使造成负面影响，影响范围和人群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由此可见，将知识产权等同于物权、知识产权请求权等同于物权请求权，并由此得出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于其他理由，本文将在后面结合对知识产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积极理由的阐述，进行评析。

　　四、知识产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积极理由

　　对物权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民法学者主要从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入手提出了下述四个方面的理由加以论证：

　　1．佟柔、梁慧星、王利明、李开国等教授认为，诉讼时效可以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惩罚躺在权利身上睡觉的权利人，以利于财产的流转和有效利用。[28]

　　2．曾世雄先生认为，诉讼时效可以减轻义务人举证负担。权利人长期不行使请求权而要求义务人长期妥善保管证据，以防万一，对于义务人过于苛刻。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可以发挥证据替代功能，一旦诉讼时效届满，即使义务人进行抗辩的证据灭失，也可通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29]

　　3．减轻法院审判负担。谢怀栻先生认为，时效制度“也便于法院的审判工作。因为时间久了，证据不易调查。”[30]

　　4.维持既定社会关系和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史尚宽先生认为，“时效制度之设，在于尊重久已继承之事实状态，即在于社会秩序之维持。一般真正权利人得基于权利推翻现存之事实关系、恢复以前之权利状态，然此事实苟久已存在，社会皆信其为真，则维持其关系，又可以维持社会之安全，此为时效制度存在之第一理由。”[31]

　　上述有关诉讼时效制度功能之论述虽都有一定道理，但正如王轶教授所说，在民法范围内，唯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成为民法中对民事主体自由进行限制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32]上述有关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理由的论述，除了第1项、第4项与公共利益有关之外，其他两项与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维护都没有关系，因此不足以成为支持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积极理由。在权利与义务对立利益关系中，没有理由为了减轻义务人举证负担，就牺牲权利人在时效上的利益。在当今举证责任几乎全由当事人负担，法院仅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背景下，为了减轻法院审判负担而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限制权利人自由的理由也不足。[33]

　　第4项之所以与公共利益维护有关，是因为请求权人长期不行使权利，会使第三人产生一种权利不存在的信赖，并基于此种信赖与他人建立交易关系，如无诉讼时效限制，不特定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将无法受到保护，从而动摇民事主体进行正常民事活动的根基。

　　第1项是否与公共利益的维护有关，需要结合具体法律进行具体分析。或许在物权法领域内，法律创设物权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保护物的私人所有，物权人是否行使权利关乎的主要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关系不大。但知识产权不同。法律创设知识产权的目的，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进行了最好的诠释，“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者和发明者的著作和发明，授予一定期限内的排他性权利。”[34]可见，法律创设知识产权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显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如果知识产权人长期躺在知识产权身上睡觉的话，知识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和传播，法律创设知识产权的公共利益目的将难以实现，因而必须通过诉讼时效敦促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以促进知识的利用和传播，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王轶教授认为诉讼时效与公共利益的维护没有任何关系的观点有失偏颇。[35]

　　以上述认识为前提，就知识产权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司法解释所持否定立场，本文所持肯定立场无疑更具合理性。

　　首先，虽然在物权领域中，由于物的长宽高等外在形体和摆放场所原因，现实存在的妨害和危险足以向不特定第三人表明存在相应权利，第三人不会产生物权请求权不存在的信赖，但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情形与此完全不同。知识产权的客体一一“知识”没有外在物理形态和场所限制，对知识产权的侵害和危险表现为未经知识产权人同意，利用其权利范围内控制的知识，现实发生的侵害和侵害危险根本无法向不特定第三人表明存在相应知识产权，不特定第三人将因此而产生知识产权请求权不存在的信赖，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以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就存在适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其次，知识产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会使知识产权一直处于受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虞状态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在有些情况下，知识产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虽会使知识产权处于一种被行为人持续利用的状态，但此种状态在权利人提出诉讼后是否再构成侵权或者侵权危险，其实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问题。按照诉讼时效经过后的抗辩权发生说，诉讼时效届满后，被告获得永久性对抗权利人请求权的权利，实质上相当于获得了一个法定的免费普通实施许可，[36]因而自权利人提起诉讼后，不再存在适用诉讼时效的侵权或者侵权危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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