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建恩 ]——(2013-11-6) / 已阅3578次

　　从审查批捕程序制度设计的初衷看,审查逮捕程序应当有侦查、检察、犯罪嫌疑人三方的参与,其结构理应是“等边三角形”。

　　针对过去审查批捕程序中存在的缺陷,修改后刑诉法对审查批捕程序作出了以下调整:

　　第一,构建“控、辩、裁”三方共同参与的机制。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依据这些规定,审查逮捕程序必须从传统的间接审理、书面审理转为直接审查、对话审理,其最终目的就是期冀通过建立“控、辩、裁”三方共同参与的机制,实现审查批捕程序由行政化的单一行为向诉讼化的多方行为转变,三方共同参与审查批捕程序的构建必将逐渐抹去审查批捕的行政色彩。

　　第二,通过明确逮捕条件来规范批捕行为,实现审查批捕程序向诉讼化的转变。修改后刑诉法为解决此前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和不易操作等问题,在第79条中将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则性予以了细化。细化适用逮捕的情形,其意图就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并最终实现逮捕适用的例外性,羁押替代性措施(如取保候审等)适用的优先性,改变长期以来审查批捕程序追诉化的状况。

　　实践中,要做到审查逮捕程序的去行政化,要完善“控、辩、裁”三方参与机制。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只规定了三种情形“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其余都为“可以”讯问,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为自己行为辩解的机会;对证人等诉讼参与的询问用的是“可以”二字,这就赋予了检察人员询问与否的自由裁量权。这些不足都可能影响到三方参与机制实效性的发挥,为此,有必要从限制检察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和赋予参与人的实体权利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该机制。特别是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陈述权的实现,摒弃以往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辩解作为逮捕的实质性理由,正确对待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意见),审查批捕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自由更具有特别保护的必要,任何假借羁押措施以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白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禁止。

　　此外,要实现审查行为与决定作出行为的合一,避免审决分离。弱化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对审查批捕过程的直接干预,把权力和责任都下放给具体的审查人员,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强审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责任心,也有利于实现审查批捕程序由行政化的审批向诉讼化的转变。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