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绍寒 ]——(2013-9-25) / 已阅6569次

本案被告人薄熙来因滥用公权力而受到审判，其作为被告人的私权利却在法治的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这充分说明只有法治方可抑制腐败滥权，方可尊重和保护人权，方可使国泰民安。

8月22日至26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薄熙来案，并于9月22日上午10时公开宣判。此次审判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一次重大审判，这次审判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审理高度公开。在本案审理中，参加庭审的不仅有被告人的多名亲属，而且还有法学学者、新闻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社会人士。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方微博同步直播整个庭审过程，特别是各种证据和被告人的陈述辩解全方位地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最后除判决书全文公开外，部分庭审视频特别是关键问题的证言和质证过程也在判决后公之于众。此次审理公开力度如此之大，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最好保障。

辩护人的聘请和权利得到尊重。在本案中，被告人选聘律师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在侦查阶段，被告人家属代为聘请了多名律师，经被告人本人选择确认，聘请李贵芳和王兆峰二人担任其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由被告人直接确认继续聘请二人出庭辩护。担任此案辩护人的李贵芳律师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在刑事辩护领域享有盛名；而另一位辩护人王兆峰则有丰富刑事业务经验。整个辩护过程不仅非常专业，还充分尊重被告人的辩护意见和辩护思路。

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机会。一些案件为追求效率，质证时间大幅度压缩，被告人或辩护人发言时间和机会得不到充分保障。与之相比，此案审判时间长达5天，被告人陈述和辩解的机会和时间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特别是在质证阶段，被告人充分与证人质证，证人之间的质证清晰完整，涉及诸多案件细节。庭审中即便涉及到一些与案件无关的事实和问题，法庭也仅是依法提醒，未予以强行干预或制止。而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作了长达90分钟的自行辩护，可见其辩护时间之充分。

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和质证。如证人不出庭，而其证言以书证代之，从而导致被告人和辩护人无法质证，辩护权利受到影响，审判质量和效果则易受到质疑。此次庭审，关键证人王立军、徐明出庭作证，并与被告人反复对质，特别是被告人与证人徐明对质时，连续发问20余次，可见质证之充分。薄谷开来因夫妻关系不便出庭作证，因而出具了视频证言，这与书面证词相比，更具真实性和证明力。被告人和社会上的一些观点认为，让亲属之间证明有罪违反了“亲亲相隐”的中国法律传统。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亲属之间概莫能外，更何况薄谷开来不仅是重要证人，而且在被告人一些犯罪行为中属于其共犯，其出庭作证合情合法合理。

被告人翻供的正确处理。被告人翻供，特别是因刑讯逼供而翻供，历来是困扰刑事诉讼的一个难题。而本案法庭审理中，被告人也推翻原有供述，指称原供词因受到压力而属于“非法证据”。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而本案被告人所述之“压力”，不属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认定刑讯逼供的情形，因此不属于“非法证据”。在任何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都会感受到压力，产生这种心理压力完全正常，如果以有“压力”为由，排除任何供述，则刑事诉讼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被告人口供并非法院定罪全部依据，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口供的规定，综合全案各种证据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是有明确证据依据的。

本案的审理，是我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中间又受到过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诉讼权利，特别是刑事辩护权利的保护状况一直不甚理想。与以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长期积弊相比，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和联合国的相关准则的要求相比，本案中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是对被告人本人的尊重，更是对法治人权精神的尊重。

法治的建设，一方面要规范公权力的使用，特别是要用法律控制公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注重私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刑事案件中辩护权的保护，防止其受到公权力的侵犯。本案被告人薄熙来因滥用公权力而受到审判，其作为被告人的私权利却在法治的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这充分说明只有法治方可抑制腐败滥权，方可尊重和保护人权，方可使国泰民安。


（作者系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