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安 ]——(2013-4-22) / 已阅20668次
[36]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第7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7]程思远：《白崇禧传》第5页，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38] （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9]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第337-3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0]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在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22期第221页。
[41]可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2]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3] 如郑观应与李鸿章在办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的合作，即典型的“官督商办”或者“官倡民办”。
[44]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3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5]试以1910年年湖南的抢米风潮为例，当时湖南连年灾荒，官方也出台了相关应急措施，但叶德辉、王先谦等豪绅却囤积居奇以赚取高额利润，导致米价飞涨、饥民暴动，可参见《署湖广总督瑞澂奏特参籍绅挟私酿乱请分别惩儆折》,《国风报》第1年第13期。
[46] 如广西平南县在1931年前各团局总揽本区民政、军事、财政等事务，“可以设卡收捐，独立收支；可以自建武装起团剿匪;可以开设公庭、押人罚款;可以决定地方公事，仲裁一切纠纷，俨然小县政府”，见平南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平南文史资料》第5辑。
[47] 这里面也涉及到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问题，可参见王绍光：《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国家汲取能力是指政府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 ，它是国家制度建设 (state building)的首要任务。在 1 94 9— 1 95 3年短短四年间 ，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大幅度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 ：新政权具有高度自主性 ,从而能够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条件下 ，克服重重困难 ，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确保税收人员和纳税人遵从国家统一的意志”。
[48]也正因为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时有学者为陈鸣不平，如赵立人：《客观评价陈炯明》（《学术研究》1999年第3期）、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的理想和道路——以民主联邦制为考察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
[49]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5节》，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44页。
[50]根据郭东梅的研究，在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加紧实现中央集权，同时，在地方制度方面，1871年，为了掌握户籍的需要，在府县以下各地划分了户籍区，且这些户籍区很快演变为科层化的行政区划大区小区，进而实现了对底层地方的有效管理，另外，在当时的财政分配政策中，也采取国家优先于地方，府县优先于町村的政策以便于集中财源进行现代化建设，从而使日本迅速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明治政府的建立，强有力的官僚集团的组织”，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得以形成不可缺少的首要原因”，“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就不会与宪法发布同时建立起来”。见其著《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第三章、第四章的分析。学界辄言中国地方自治受日本影响之大，但多年来对日本地方自治的研究却寥寥无几，郭东梅该书对日本地方自治历程的梳理以及日本现代国家体制建立之于日本地方自治的意义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清以往对于日本宪政史研究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进而也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变迁历史有着更为妥帖的理解。
[51] 可参见（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第四章“新政与群众”中对于新政脱离群众甚至导致群众频频反抗的描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2] 如黄东兰通过对清末江苏川沙县民众反自治风潮的分析，指出当时地方自治在县以下基层社会受制于复杂的制度性、非制度性权力网络的举步维艰，见《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的反应—川沙“自治风潮”的个案研究》，《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
[53] 实际上，如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其理论资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相关讨论。对此学界讨论颇多，兹不细述，可参见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中的系统梳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54] 按照沟口雄三的分析，这种地方主义坐大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即明末清初，详见其《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常安，男,(1978--)，陕西榆林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法理学。
文章来源：原刊于《清华法治论衡》（第17辑）：宪制与制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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