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君龙 ]——(2013-3-20) / 已阅3250次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起源于英国1972年的肯费特案，在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得以正式确认。我国修改后刑诉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该条被视为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确立的法律依据，对于法定代理人到场由“可以”改为“应当”通知的强制性要求，扩大了到场人员的范围，为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合适成年人讯问在场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在场人员的部分权利等。但是笔者认为，第270条仍存在有待明确、细化之处，具体如下:

一是要明确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并签名，以证明口供证据的效力。第270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但未明确规定是否需要签名以及签名对口供证据效力的影响。笔者认为，宜采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思路，视合适成年人未签名为重大程序违法，除非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能证明其讯问时在场，否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具有证据效力。

二是要明确违反强制规定的程序制裁后果。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到场，但对于没有通知而直接对未成年人讯问，如果立法或司法解释既不给予惩罚性措施，又承认口供的证据效力，那无疑是将“应当”要求退回到“可以”，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覆盖范围和实际效果将无法保证。

三是要明确赋予未成年人选择权。基于合适成年人在场是未成年人的权利，因此应从权利保障角度进行制度设置，有必要将选择哪个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权利交给未成年人。除非是本案的共犯，应当尊重未成年人选择具体的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权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