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鹏鹏 ]——(2013-3-18) / 已阅22054次

　　其次，法官和检察官存在“事先的共谋”。尽管依2004年9月2日行政通令的规定，法官和检察官在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时有必要进行事先的讨论，尤其是对所建议之量刑的性质及标准。立法者的初衷是尽量避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因要件瑕疵被审核法官撤销，进而影响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检察官所讨论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程序要件，“证据要素、被告人格甚至是案件预期的结果”都在讨论范围之列。这一做法将导致两大后果：其一，审核程序虚化；其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轨迹化”。前者已有数据印证，笔者将在下文中详述。后者则体现为：检察官对“经法官确认”、“稳操胜券”的轻罪案件不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而适用普通的刑事公诉程序，而对“法官持质疑态度”、“无胜诉把握”的轻罪案件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沿着法官预定的“轨迹”进行。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律师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普遍持观望态度。

　　最后，被告经常成为量刑建议的“推进器”。本来依法律之规定，检察官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中处于支配地位。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并不需要征求被告的意见，也无需经过事先的讨论。被告尽管也可以提出量刑建议，但却无权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一个反建议。通常而言，被告仅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律师及检察官对案件预期结果的理解达成一定的默契（即一般认为预期结果有利于被告），因此，被告及律师往往更为主动。除非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足够优惠，否则不会考虑接受。而被告及律师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也往往会提出“反建议”，谋取最大的利益。

　　2．检察官出庭问题

　　在审核程序中，检察官是否应当出庭？对这一问题，《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原先并无明确规定。司法部、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意见也不一致。依2004年9月2日司法部所颁布的行政通令，“检察官在审核程序中没有必要出庭”，因为“审核程序未设庭审辩论阶段……检察官已获是被告的认罪口供，如果出庭，则审核法官可能沦为调解者”{18}。但最高法院在2005年4月18日回答南特轻罪法院的意见咨询时明确指出：“依《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之规定[7]，共和国检察官有义务参与审核程序。”2005年4月19日，司法部又发布新的行政通令，重申最高法院的意见没有约束力，但要求“共和国检察官在宣读审核裁定时必须在场。”此后，全法律师公会就该两个行政通令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紧急审理程序。最高行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审核程序同样是判决前的庭审程序……应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之规定，检察官必须参与审判法院的庭审辩论”。表面上看，这一问题已得到解决，但却在司法实践中引发极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如果检察官在审核程序中必须出庭，则必然降低诉讼效率（审核程序和普通的庭审程序变得毫无区别），且对检察院的人事安排造成极大压力（检察官人手不够）。2005年7月26日，立法者再度介入，对《刑事诉讼法典》第495—9条进行了修改，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必须进行公开庭审。但共和国检察官可不参与庭审”。宪法委员会确认了这一法律修改。因此，即便在短短的3年内，蒙彼利埃大审法院的做法都差异极大。在2005年8月前，检察官必须出席审核程序，审核法官还可能要求检察官回答某些问题。但在2005年8月后，检察官便一律不出席审核程序。量刑建议以案卷文书的形式提交至审核法官处。由于检察官不再受制于审核程序，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案件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在2005年8月前（2004年10月至2005年8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共处理了58起案件，平均每个月处理5．8起案件；从2005年8月起至2006年2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则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78起案件，平均每个月处理13起案件，增长了1倍以上。

　　3．审核机制是否有效运作

　　审核机制是法国立法者防止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发生畸变的一大保障机制，也是该程序不被宪法委员会撤销的重要缘由。但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官和法官在审核程序运作前存在“预先的共谋”，再加之检察官不会出庭审核程序，审核法官往往成为“橡皮图章”，并不会进行实质意义的审查。从某种意义上讲，审核程序已形同虚设。法国司法部在2006年3月3日所公布的一份数据报告足以证明此点。自2004年10月1日起，全法国共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29 308起，审核成功率高达86．7％{24}。一些法院的实证数据甚至表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审核率高达100％{25}。尽管尚未有进一步的实证数据佐证，但审核机制的弱化将使权力滥用成为可能，公民的个人自由及权利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威胁。这对于崇尚“秩序”和“权利”的法国人而言尤其难以容忍。《刑事强制令》被撤销的后果已有前车之鉴，这足以引起法国立法者的高度重视。如何改革，值得进一步关注。

　　四、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面临着一些技术设计上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比较严重，已损及这一诉讼机制的生存空间。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都可借由司法改革的手段加以解决。因此，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其说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毋宁说是源自价值理念及制度冲突方面的挑战。具体而言，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如下5个方面：

　　其一，“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的冲突和博弈。诚如著名的法哲学家里克尔（Ricoeur）教授所言：“司法应是多元的”{26}。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可自然地和谐共存。恰恰相反，两者在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适用领域等方面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竞争。仅从诉讼价值层面而言，传统的刑事司法以追求案件真实为基本目标，程序正当化是传统刑事司法的应有之意；而“协商型刑事司法”则完全相反。它以节约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为追求目标，谋求程序的简约化。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诉讼技术以保障公正与效率的双赢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头号难题。但问题还不仅于此。“协商型刑事司法”在对“传统刑事司法”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往往对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甚至是宪政的基本原则构成挑战。其实，早在1995年，法国立法者便以“协商型刑事司法”为基本理念确立了刑事强制令制度，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但法国宪法委员会却以该制度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司法裁判原则为由予以撤销{27}。2004年，法国宪法委员会依然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作出了相当保守的解释，旨在确保法国宪法及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序言篇所保障的司法审查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协调“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的冲突便意味着对法国传统诉讼理论甚至是宪政理论的调整，理应慎之又慎。这不能不说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其二，“公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立和交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适用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则是可能导致“公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立和交叉。在传统意义上，公诉权由检察官行使，裁判权由法官行使，公诉权和裁判权理应截然分立，避免同一机关行使双重职权或者某一机关越权及滥权。这便是欧陆宪法及刑事诉讼法所普遍认可的“公诉机关与裁判机关相分离原则”。但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检察官事实上行使了裁判权。检察官和被告及其律师的量刑协商包括量刑合议及量刑建议的形成都在检察官办公室里秘密进行，法官不会也不应在场。尽管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有对量刑建议进行司法审查的义务，但这一规定的实际践行效果并不乐观。诚如一些学者所言，“（法官的审核）大抵流于形式，根本不足以保障个人自由。……检察官事实上分享了法官的裁判权”{28}。

　　其三，诉讼参与人职能定位的混乱与重构。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诉讼参与人的职能定位开始模糊和混乱：法官成为“审核者”而非“裁判者”；检察官成为“裁判者”，而非“公诉人”；被告成为“认罪者”，而非“被指控人”；律师成为“咨询者”而非“辩护人”。诉讼参与人的角色扮演混乱成为法国学者诟病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一大论据。例如，依传统理论，检察官应代表社会，负责确保法律适用。而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检察官却俨然成为“歪曲法律的始作俑者”，“法定量刑打折扣”、“规避公开庭审”等等均成为批评者的重要论据。法官的职能定位亦受到诸多苛责，“核准机器”（machine a homologation）的评断在法国的学术成果中时有发现{29}。

　　其四，刑罚价值的实现与阻碍。在法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罚价值是由多元价值内容组成的一个系统结构，惩罚、教育、预防、秩序维护等均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刑事司法制度的建构与运作便以实现刑罚价值为重要导向。但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传统的刑罚价值受到了质疑。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被告认罪的动机并不在于他真正地了解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是担心受到更严厉的刑罚”。因此，“刑罚的教育价值根本无法彰显”{18}109；也有学者认为，“（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未有严肃的庭审，未有旁听的民众，未有受害人及利害关系人，量刑可以‘打折’，权力可以交易，既有损司法机构的威信，也极大削减了刑罚的报应价值；”{30}等等。勿庸讳言，这些质疑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因此，法国立法者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技术设计中强调了检察官及法官的说服义务，要求检察官和法官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过程中应让被告明白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犯罪行为和所受刑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有义务告诫被告避免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否则将遭受更严厉的否定性后果。但在这种以追求效率为根本目标的诉讼机制中，检察官和法官是否有充分时间履行说服义务以及履行该义务的实际效果都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其五，立法与实践的冲突与脱节。法国是传统的法典法国家。[8]判例在法国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却不是法的渊源。因此，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脱节和冲突对立法者造成相当的困扰。这一方面是因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本身是一个极其“灵活”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因此，立法者往往给司法机关预留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还因为法国立法者大抵比较保守，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和推广大抵持保留和观望态度，而实践部门则往往因法庭堵塞及工作压力而显得更为积极。因此，仅就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而言，实践部门的做法往往超前于立法。这就可能出现一些颇具争议的“违法”现象（例如，法官和检察官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运作前事先达成协议），当然也包括一些“恶意违法”（violation de la loi de la volonté mauvaise）的行为（例如滥用公诉权及腐败现象）。而如何在确保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下规制（既可能是鼓励，也可能是禁止）这些“违法行为”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当然，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域外色彩的舶来制度，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是必然的。但大体而言，这些挑战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仅就法国而言，大部分学者还是持乐观态度，而较好的践行效果也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助动力。或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普雷所言：“（我们所应做的是）将强制型的刑事审判和协商型的刑事审判有机地结合起合，在‘公平与合理’、‘个人与社会’以及‘合意与冲突’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18}109。

　　　【注释】

　　作者简介：施鹏鹏（1980—），男，福建晋江人，法国埃克斯·马赛三大诉讼法学博士生，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1]诚如法国著名的公法学家米歇尔·弗罗蒙教授（Michel Fromont）所言：“不管在司法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法国人都对其制度的原创性津津乐道。”这种相对保守的态度及制度优越感也造就了所谓的“法兰西例外”（l’exception fran Caise）。仅就刑事诉讼而言，颇具特色的预审制、参审制、民事当事人制度、受协助证人制度等无一不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给从事法国法研究的外国学者带来了一些困扰。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的刑事程序法开始越来越多地借鉴域外的经验，且这一发展趋势还在持续之中。参见Michel Fromont，La justice consitutionnelle en France ou l’exception fran—aise，in Le nouveau constitutionnalisme，Mélanges en l’honnenr de Gérard CONAC，Economica，2001，p．167 et s；Jean Pradel．Y aura t—il encore dans l’avenir une spécificité de la procédure pénale fran—aise？，in Mélanges Blanc—Jouvan，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2005，p．789 et s．

　　[2]参见Loi n°75—624 du 11 juill．1975，JORF du 13 juill．1975，p．7219．

　　[3]参见Article 7 de la recommandation du Conseil de l Europen°R（87）18 du Comité des ministres aux Etats membres concernant la simplification de la justice pénale．adoptée le 17 septembre 1987．

　　[4]Santobello v．New—York，404．U．S．25，260（1971）

　　[5]意大利宪法法院1990年7月2日第313号判决。

　　[6]在2005年，全法国轻罪案件的总量为488 496起，而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案件总量为28 018起，适用率大约为5％。相关数据请参见法国司法部网站www．justice．gouv．fr（2008—05—20）

　　[7]《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规定：“在各刑事法院，检察官都有其代表。检察官参加审判法院的庭审辩论。所有判决及裁定均应在检察官出席时做出宣告。”

　　[8]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法国的行政法院系统便将判例法作为重要的法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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