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鹏鹏 ]——(2013-3-18) / 已阅17221次

　　（4）审核阶段

　　如果被告接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进入审核阶段。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指派的法官得依共和国检察官之请求举行公开庭审，听取当事人及律师的陈述说明，并作出审核裁定。依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判决，审核法官应着重审查如下三个基本要点：其一，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其二，检察官所建议之量刑的适当性，即所建议之量刑是否与犯罪情节及被告的人格相匹配；其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是否合乎公正程序的要求。例如，律师是否在整个程序的运作过程中都在场、被告是否享有10天的思考期限、检察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以及被告是否自主、明确地承认了有罪而非受到外来的压力等等。如果审核法官核准了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则应作出核准裁定。该裁定具有立即执行的效力。但如果审核法官拒绝核准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则检察官应可以一般的公诉程序向轻罪法院提起公诉或要求启动正式的侦查程序。之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作的各种声明及案卷笔录归于无效，不得作为证据提交给预审庭或审判庭。

　　3．保障机制

　　（1）律师的有效参与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意味着被告人放弃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许多诉讼权利，如接受职业法官正式庭审的权利、对质权等，因此，为了防止检察官利用辩诉交易强迫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并防止无罪的被告人违心认罪，法国立法者确立了较完善的律师参与机制。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第4款之规定，“（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被告不得放弃律师协助权。”律师应在程序的任何阶段现场为被告提供咨询和帮助。律师也享有较广泛的权力，例如案卷查阅权以及与当事人进行秘密交谈的权力等。

　　（2）上诉机制

　　上诉制度是各国刑事诉讼所普遍公认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也是纠错止纷及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因此，为防止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可能出现的畸变和偏差，法国立法者亦构建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上诉机制。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1条第3款之规定：“被告如不服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委派之法官所作出之裁定，可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检察院可提起附带抗诉。”但如果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则审核裁定产生既判力。

　　（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基本特征——以美国、意大利辩诉交易制度为参照对象

　　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相比，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

　　1．较狭窄的适用范围

　　在美国，很难严格界定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实施联邦与州的二级司法程序，因此，联邦与各州在辩诉交易程序适用范围上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州禁止对某些种类的案件适用辩诉交易程序，而有些州则未做任何限制。而另一方面，美国对辩诉交易的各种技术规定大都体现在判例法中，很难在成文法中寻求依据。但综合辩诉交易在美国联邦与各州的实际运作情况，有3类案件一般不列入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内：首先，被告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一般并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这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尚不足以权衡交易过程中的各种利弊要素，也容易受到控方或律师的胁迫或诱导。其次，案情特别轻微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如立法中仅仅规定罚金刑的案件等。一般而言，这类案件案情简单，控辩双方缺乏交易的筹码。从辩诉交易的实践看，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的案件往往是可能处监禁刑及以上的案件，因为只有在此类案件中，被告才可能对控方所提出的减刑建议感兴趣。最后，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叛国罪以及间谍罪等，往往并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如2003年9月22日，阿斯克罗夫特（Aschcroft）总检察长发布通令，要求联邦检察官对包括叛国罪、间谍罪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犯罪进行最严格的定性。这一通令原则上将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排除在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除上述3个限制之外，辩诉交易程序可普遍适用于其它各类案件，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在意大利，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要狭窄一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对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意大利立法者于2003年6月12日对《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进行了部分修改，扩大了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在2003年改革前，辩诉交易程序仅仅适用于“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2年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案件。而在改革后，辩诉交易可适用的案件有两类：一类是“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5年有期徒刑或拘役”（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1款）的案件。根据这一新条款的规定，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可适用于量刑为7年6个月的刑事案件。这便是意大利学者所称的“扩大化的辩诉交易程序”（Patteggiamento allargato）；第二类便是“特殊的辩诉交易程序”。这类辩诉交易程序主要适用于犯罪事实的性质较为严重或者犯罪嫌疑人较为危险的案件。例如，黑手党组织的犯罪、以勒索或者恐怖活动为目的的绑架、惯犯、职业犯以及累犯等等。考虑到这些案件性质的特殊性，立法者对辩诉交易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较为苛刻的限制，即在“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2年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前提下方可适用。而在之前，此类性质的犯罪一律不得适用辩诉交易程序。除此之外，意大利立法者同样将未成年人作为被告的案件（1988年9月22日的法令第25条）以及某些案情特别轻微的案件排除在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之外。法国“辩诉交易程序”（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范围最为狭窄。依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的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仅仅适用于主刑为罚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6条又将以下几类犯罪排除在庭前认罪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未满18岁之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虚假新闻罪；过失杀人罪（而非过失伤害罪）；政治罪；追诉程序由专门法律进行规定的犯罪（如税收方面的犯罪等）。依法国的司法实践，案情过于简单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从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看，美国对辩诉交易的限制最少，甚至没有任何限制（在某些州）。而意大利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相对较大，而且有扩张的趋势。法国则最为保守。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法国在对待来自异域文化之“舶来品”的慎重态度。

　　2．较弱化的合意制度

　　一方面，从合意的互动性看，在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控辩双方缺乏实质意义的角力和“协商”。在美国，控辩双方在交易方案上的角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被告向检察官提出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的建议时，检察官可就该建议提出反建议。被告还可就该反建议提出新的建议。如此反复进行，直至合意最终作出。这个过程与商业活动中的“交易”并无区别。从语义学的角度看，bargain便具有“交易”、“讨价还价”之意。意大利与美国的情况相当类似。在意大语中，Patteggianeto便是“协商”之意。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第444条），所谓的辩诉交易（Patteggianeto）便是指根据控辩双方的协议适用量刑。确切地讲，在辩诉交易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控辩双方须将其在量刑上所达成的合意载入申请书并共同署名（一方当事人在获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进行单独署名），之后再将申请书交由法官进行核准。然而，在签署申请书之前，双方当事人往往会对量刑的轻重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然而，在法国，情况刚好相反。如前所述，检察官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中处于支配地位。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并不需要征求被告的意见，也无需经过事先的讨论。被告尽管也可以提出量刑建议，但却无权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一个反建议。通常而言，被告仅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因此，正如冉·布拉戴尔教授所言，（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只有合意，没有交易”（il y a accord，sans marchandage）{21}。

　　另一方面，从合意的内容看，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合意内容较为狭窄。美国的辩诉交易按照合意的内容可分为两类：指控交易和量刑交易。指控交易又包括罪名交易和罪数交易两种。所谓的罪名交易指检察官允诺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要轻的另一罪名要求被告人认罪或者允诺以某一较为“体面”的罪名起诉（如以轻伤害罪起诉被告人猥亵儿童的行为）以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罪数的交易则指当犯罪嫌疑人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争取犯罪嫌疑人承认有罪，许诺将本应指控的数个犯罪改为仅指控其中的一个或较少个数的主要罪行。在量刑交易上，合意的内容更为繁多复杂，如法官同意给予被告人具体的在狱服刑时间或者具体的缓刑时间；检察官同意向法官建议给被告人一个具体的服刑时间（如2年有期徒刑）；法官只同意提出一个量刑幅度（如6个月以上，1年以下）；检察官不同意对惯犯或累犯援引特定的处罚条款；控诉方同意在量刑时保持沉默；控诉官同意不让被害人参加量刑听审；法官和检察官同意被告人在特定的监狱里服刑；法官同意具体的罚款数额或具体的赔偿额；指控方同意建议法官对被告人仁慈（宽大处理）或保护被告人的声明；指控方或书记官同意将被告人提交给一个仁慈的法官处理等等{22}。可见，在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合意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指控的交易，还包括量刑交易，甚至还可以决定审理案件的法官。而在意大利和法国，合意的内容则要狭窄得多，仅限于量刑建议。在意大利，合意的内容可以是以替代性刑罚代替监禁刑，也可以减少被告的罚金刑或者监禁刑。在2003年改革前，立法者所设立的最低量刑为2年，2003年的改革后则为5年。此外，控辩双方还可就有条件中止量刑（即假释）达成合意（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3款）。法国的合意内容则更为狭窄。依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合意的内容只能是减少罚金刑或者监禁刑（不得超过1年或预期量刑的一半）。合意的内容也可包括附加刑以及适用缓刑。

　　3．较完善的法官审核机制

　　与美国及意大利相比，法国立法者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设立了较完善的法官审核机制。在美国，法官在答辩谈判中积极参与的程度在各管辖区差别很大。许多州禁止法官积极地涉入答辩谈判。在实务中，法官往往保持消极的姿态，仅进行表面的监督。这一做法固然可以保障高效解决案件、防止程序反复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但却极易产生检察官空洞允诺欺骗被告或者恫吓威胁迫使被告承认“莫须有”的指控的情况。这一做法已遭到美国学界强有力的批判，并成为反对辩诉交易辩诉的一个重要依据{23}。大陆法系国家在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时则十分重视加强法官在程序审查上的权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2款规定，法官（审前法官或者判决法官）有义务对事实的司法定性（la qualificazione giuridica del fatto）以及对当事人各自阐述之犯罪情节的比较与适用（l’applicazione e la comparazione delle circostanze prospettate dalle parti）进行核实。1990年，意大利宪法法院宣布《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禁止法官对量刑建议的依据进行评估”的条款违宪[5]，进一步强化了法官在辩诉交易程序中的权力。但为了确保程序经济原则，意大利立法者增加了两个附加条款（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5条第1款与第2款）：其一，法官的判决不能改变关于司法费用、附加刑和保安处分的有罪判决，没收财产的除外；其二，法官的判决具有终局性，不得进行上诉，但检察官在量刑适用申请书上与被告意见不一而提起上诉的情况除外。法国立法者也明确规定了核准法官（juge d’homologation）的权力。一如前述，核准法官必须“核实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及其司法定性”，并“根据犯罪情节以及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品格进行量刑合理性考虑”，最终方可做出核准裁定。如果核准法官基于“案件事实的本质、利害关系人的人格、被害人的处境或者社会利益”等要素的考量而认为应当进行普通的轻罪庭审，则可拒绝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同样，如果被害人的声明使核准法官对“实施犯罪的条件或者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品格”产生新的看法，则核准法官也可以此为由拒绝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由此可见，与美国和意大利相比，法国更注重保障法官的权力，以确保辩诉交易程序的正当性。诚如法国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在上议院辩论中所强调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有着显著地区别……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一旦被告承认有罪，则由检察官全权负责。这与法国的检察官没有可比性。因为（在法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受到法官的约束。”{20}

　　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践行效果

　　从2004年10月1日至今，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已经适用了近3年。但法国司法部对该程序践行效果的考察报告一直并未出炉。这主要是因为各地轻罪法院对该程序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总结。不过，一些学术团体在这一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并出版了若干颇具影响力的考察报告。比较典型的如弗朗索瓦·德普雷（FranCois Desprez）博士在《刑事政策杂志》所发表的论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践行状况研究——以2004年10月1日至2006年4月1日蒙彼利埃轻罪法院18个月的践行状况为例》{18}。尽管各方面的数据并不齐整，但我们还是可从现有的调查报告中发现诸多问题，也基本可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效果作一整体判断。

　　（一）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

　　依据冉·布拉戴尔教授所提供的数据，从2004年10月1日至2005年4月8日6个月的期限内，法国境内181个法院中有139个法院适用了庭前认罪程序。其中，共有6 326个诉讼案件通过这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得以解决，成功率为83，20％{21}。但这一数据并不能反应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也不能直接证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是否达到有效减缓轻罪法院压力的目标设置。因此，弗朗索瓦·德普雷博士以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细化考察。从2004年10月至2005年8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共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58起轻罪案件；2005年9月至2005年10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31起轻罪案件；2005年11月，21起；2005年12月，8起；2006年1月至2月，18起。仅从运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案件的数量上看，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在全国的大审法院中大概处于第60至70位，略显薄弱，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用在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呈较明显的增长态势。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轻罪法院每个月只对30起左右的轻罪案件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则几乎无法达到为轻罪法院减负的目的。因为蒙彼利埃大审法院每个月要处理大约500～600起轻罪案件。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仅为3％至5％。这一比例与全国轻罪法院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比例相近。[6]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希冀将这一比例提高至10％甚至以上，以达到每周可取消1．5至2次的正式庭审。但从现有的司法资源看，检察官的数量尚不足以承担这一重职。

　　（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运作中的规范性问题

　　法国立法者在创设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时便相当关注该程序运作的规范性。这主要是因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本身极其“灵活”（intelligent），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因此，立法者在给司法机关预留较大活动空间的同时可能出现导致一些颇具争议“违法”现象的发生（例如，法官和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制度运作前事先达成协议），当然也包括一些“恶意违法”（violation de la loi de la volonté mauvaise）的行为（例如滥用公诉权及腐败现象）。而了解这些现象并在确保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下规制（既可能是鼓励，也可能是禁止）这些“违法行为”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宪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司法部也多次在判决或行政通令中下达各层面的指示，以杜绝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出现各种畸变。

　　1．合意机制是否在法定的框架下运作

　　一如前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以合意机制为核心，鼓励不同诉讼主体在程序运作过程中展开合作。但依弗朗索瓦·德普雷博士的考察，在司法实践中，诉讼主体间的合作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具体主要表现为：律师合作意向不强烈；法官和检察官存在“事前的共谋”；被告经常成为量刑建议的“推进器”等等。

　　首先，律师的合作意向不强烈。在蒙彼利埃，检察院和律师公会达成协议：现阶段，如果检察官所建议的量刑为监禁刑，则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一协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极大损害了该机制的生命力。之所以拟定这一协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在绝大部分的轻罪案件中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持观望态度，合作意向不强烈，甚至鼓励被告与检察官进行对抗，且颇有收效。影响律师合作意向的因素多种多样，如经济收入要素（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将极大减少律师的收入）、程序要素（律师在量刑建议中并不掌握主动权）、诉讼成败要素（在许多案件中，检察官之所以建议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往往是因为并无胜诉之把握）等等。因此，在许多轻罪案件中，即便检察官所建议的量刑已相当“宽容”，但对律师所主导下的当事人往往并无足够的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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