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柏峰 ]——(2013-3-6) / 已阅21455次

注释:
[1] 本文主要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征地纠纷（征地补偿标准问题）展开，不讨论村庄集体内部围绕着征地补偿款的具体分配所产生的纠纷，如村庄集体截留征地款的比例和额度争议、参与征地款分配的村庄集体成员资格争议、外嫁女的土地权益争议等。同样，本文也不讨论失地农民与村庄集体之间的土地发展增益分配问题，暂且将他们视为同一的利益主体。
[2] 据报道，2010年郑州市的城中村拆迁改造中，原有房屋三层以下者按1∶1进行赔付，三楼以上者按3∶1或4.5∶1进行赔付。上至老人下至顽童，每人可以分到200平方米的房子，折合市价100多万元；有的一家分到6000平方米的房子，折合市价2000多万元。郑州124个城中村的拆迁，让很多村民一夜暴富，最少可以出现15万个百万富翁。李凌：“暴富：郑州‘城中村’拆迁将造就15万个百万富翁”，《东方今报》，2010年3月30日。
[3] 有学者并不否定漫天要价、大发横财的被拆迁户确实存在，但认为实际得到超额补偿的，大多与地方政府官员或开发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这种认识对征地拆迁纠纷缺乏实证了解。
[4] 刘俊：《土地所有权权利结构重构》，《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胡兰玲：《土地发展权论》，《河北法学》2002年第2期；杨明洪、刘永湘：《压抑与抗争：一个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分析框架》，《财经科学》2004年第6期；郑振源：《征用农地应秉持“涨价归农”原则》，《中国地产市场》2006年第8期。
[5]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00页。
[6] 同上书，第195页。
[7] 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册），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620页。
[8] 林英彦：《土地经济学通论》，台北文笙书局1999年版，第174-175页。
[9]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1页。
[10] 〔美〕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吴良健、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7页。
[11] 〔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页。
[12] 周诚：《土地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7页。
[13] 周诚：《农地征用中的公正合理补偿》，《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2日；周诚：《再论我国农地征收的合理补偿》，《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17日。
[14] 宋亚辉：《新权利的生成：以“户外广告发布权”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
[15] 前引〔12〕，周诚书，第334-354页。
[16] 前引〔4〕，刘俊文；胡兰玲文；杨明洪、刘永湘文。
[17] 德国民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24-563页；日本民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4页；美国财产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美〕约翰•G.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第二版），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35页。
[18] 前引〔17〕，〔日〕我妻荣书，第284-285页。
[19] 前引〔17〕，〔德〕鲍尔等书，第564-581页。
[20] 前引〔17〕，〔美〕约翰•G.斯普兰克林书，第493-505页、第587-635页。
[21] 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50页。
[22]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23] 〔美〕查尔斯•H•温茨巴奇、迈克•E•迈尔斯、苏珊娜•埃思里奇•坎农：《现代不动产》（第五版），任淮秀、庞兴华、冯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24] See Village of Euclid v. Ambler Realty Co., 272 U.S. 365 (1926)
[25] Joseph Stinson: Transferring Development Rights: Purpos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New York, Pace Law Review, 1996, 17:319-357；臧俊梅等：《土地发展权制度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农村经济》2010年第1期。
[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有多种特定利益被上升为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隐私权等。隐私权是一个由“利益”逐渐上升为“权利”的典型。在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中，隐私仅以“人格利益”的方式得到确认，而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则明确规定了“隐私权”。
[27] 〔英〕巴里•卡林沃思、文森特•纳丁：《英国城乡规划》（第14版），陈闽齐等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268页。
[28] 同上书，第214页。
[29] 周诚：《我国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分配的“私公兼顾”论》，《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9期。
[30] 前引〔27〕，〔英〕巴里•卡林沃思等书，第217页。
[31] 刘国臻：《论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学评论》2008年第4期。
[32] David Richards,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 in New York City, The Yale Law Journal, 1972, 82(2):338-372.
[33] Rick Pruetz and Erica Pruetz,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Turns 40,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Law, 2007, 59(6):3-11.
[34] 前引〔25〕，Joseph Stinson文。
[35] 同上文。
[36] 丁成日：《美国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及其对中国耕地保护的启示》，《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3期。
[37] 前引〔25〕，臧俊梅等文。
[38] 美国近来也有这种倾向。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增进就业，增加税收”的项目即可视为“公用事业”，可以强征私有土地，强拆私有住宅。多数意见认为：“这项（城市）发展计划在表面上有利于进入开发区的开发商和私营公司，但实际上是有利于整个城市的”；“（新伦敦）市政府整合各种居民和相关土地资源，就是因为作为整体发展（的收益）大于部分发展的总和”。See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545 U.S. 469 (2005)
[39] 李昌平：《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期。
[40] 有人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认定这些村庄的成功是集体化道路的成功，也有人基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因认定南街村是个“怪胎”，最终一定会失败。这两种看法都忽略了这些村庄享有土地发展增益的事实。
[41]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42] 前引〔13〕，周诚文。
[43] 王全兴：《当前我国社会法若干问题的思考》，《阅江学刊》2011年第2期。
[44] 众多的研究提及了这些优点，Jeffrey Bucklund, The history and use of 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87,14:237-252; John Costonis,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An Exploratory Essay, The Yale Law Journal, 1973, 83:75-128.
[45] Vincent Renard,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Questions of efficiency and equity, Town Planning Review, 2007, 78 (1):41-60; 前引〔25〕，Joseph Stinson文.
[46] 前引〔36〕，丁成日文；刘明明：《土地发展权的域外考察及其带来的启示》，《行政与法》2008年第10期。
[47] 也有学者从民法制度层面考虑，反对借鉴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韩松：《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配置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
[48] 周诚：《论我国农地自然增值公平分配的全面产权观》，《中国地产市场》2006年8月号；周诚：《关于我国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分配理论的新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12期；前引〔29〕，周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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