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乐新 ]——(2012-12-26) / 已阅3813次

　　案情

　　鄂DN9059面包车的登记车主为任某，后任某将其卖给李某。2010年11月17日，该车将骑自行车的张某撞倒，肇事司机逃逸后至今下落不明，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肇事司机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无责任。张某的继承人遂诉请任某、李某赔偿。李某称其已将该车转卖给何某，并申请法院追加了何某为被告。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某系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遂判决李某承担赔偿责任。李某以何某为实际车主，自己不应担责为由上诉。在该案二审过程中，李某向原一审法院起诉何某称：2008年自己购买任某的涉案车辆后未办理过户手续。2009年8月10日，自己将该车卖给被告何某，有双方签订的协议及何某的收车条据为证。请求判决确认已将车辆交付给何某。

　　评析

　　李某起诉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从而在前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如何处理后案，一种意见认为，“无争议即无民事纠纷”。在相对人未针对合同履行提出异议，双方未产生合同权利义务争议的情况下，一方起诉要求确认合同已经履行的，不符合起诉条件，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依民诉法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从法理来看，民事诉讼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一般指原告的合法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民事权利义务与他人产生争议，或者与他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并对自身民事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而民事纠纷正是上述利害关系或利益冲突的体现。可见，“争议”并非导致民事纠纷的全部事由，无争议不等于无民事纠纷。从民事诉讼法定起诉条件角度考察，适格原告的判断标准，在于原告与本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而非原被告之间有无争议。结合上述案情来看，在交通肇事后司机逃逸去向不明，无法直接查明车辆实际所有人的情况下，李某与何某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将决定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是由李某还是由何某承担，关乎双方的利益。因此，当李某主张与何某之间有买卖关系且合同已经履行，车辆已交付何某时，尽管何某因下落不明没有提出异议，不存在所谓的“争议”，但李某显然与后案的确认之诉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起诉符合现行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

　　从确认之诉的角度看，原告是否具有诉的利益，通常可以从客体（对象）和有效适当性两方面确定： 其一、确认之诉的客体必须是相关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民事实体权利。本文中的后一诉讼，实质上是确认涉案车辆的所有权，满足确认之诉的客体条件。其二、确认之诉利益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被告的行为使原告的实体权利或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安定。前案中因何某去向不明所产生的涉案车辆所有权问题，就导致了李某面临着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的风险，直接使其民事实体权利处于不稳定状态。对此，李某有必要利用确认判决，使自己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从以上两方面看，李某在后案中具有值得诉讼救济的利益即确认利益，其有权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

　　问题的根结在于，李某在前案中举证了买卖协议和何某的收条，并以涉案车辆转卖何某为由提出申请后，法院已经追加何某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显然，由于何某的加入，李某与何某之间关于涉案车辆所有权的法律关系也随之纳入前案的审理范围，并受其诉讼效力的约束。从另一角度看，前案诉讼对该诉讼标的的涵摄，同样建立在何某下落不明、无人与李某就涉案车辆所有权产生争议，但客观上该所有权与李某及前案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李某的申请及法院追加当事人符合民诉法规定。进一步看，何某在前案中没有被法院判令承担责任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告何某下落不明、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买卖协议和收条不足以支持李某关于涉案车辆属于何某的主张。而且，即使李某已将车辆交付给何某，后者是否又存在其他转卖行为？涉案事故发生时的真正车主到底是谁？在何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都是未知数。而在受害人权益急待救济的情况下，前案判决李某担责于法于理相符。但这并不妨碍李某今后取得新证据或可以确定真正车主的前提下，通过再审或其他途径来解决涉案交通事故的最终承担责任。

　　因此，后案应以李某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作者单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