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增辉 ]——(2003-11-13) / 已阅29150次

第5条的本质是支持执行，构成拒绝执行的理由不仅是穷尽性的，而且应被狭义的理解。第5条第1款中的拒绝执行的情形，只有在严重情况下才予认定；法院只应在严重违反公共政策的极端情况下采纳该第2款的理由。因此，第5条及公约作为整体的正常运作其实十分依赖于国家法院遵循这一狭义解释的意愿。抱有对非国内法律渊源的怀疑态度，以及对希望在本国土上强制执行裁决的外国人的偏见，事实上法院最有可能错误解释和滥用的条款就是公约第5条的规定。 但是，总体上讲，各缔约国法院对第5条的适用是符合公约精神的，被不恰当的拒绝执行的案例比例极小。
4、在公约第4至第6条中规定的执行条件被遵守的前提下，使用裁决执行地的程序规则。换言之，公约规定关于执行裁决的未尽事宜，由执行地的程序法进行规范。
《纽约公约》第4至第6条规定了：①执行的条件；②拒绝执行的理由；和③暂缓作出执行裁定的条件。除此之外，在具体执行仲裁裁决过程中，还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其他程序方面的问题，如证据披露、禁止翻供、或放弃异议、冲抵或反请求、裁决并入到判决条款、公约裁决的执行时限及裁决利息问题等等。这些具体程序问题，公约规定应由仲裁裁决执行地的程序法解决。
故当事人在考虑申请强制执行公约裁决时，应对执行地国的有关程序规则进行必要研究。一般来说，缔约国在执行公约裁决的程序上有三种情形：①以特别法案中的特殊规定方式执行程序；②同一般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③按照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如果被执行人在几个不同的公约缔约国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申请人可选择其认为更容易获得执行的国家去申请执行，选择条件之一便是该国关于执行外国裁决的程序规则。即便不存在选择的机会，那么认真了解执行地国的程序规范及有关问题，仍会对申请人日后的申请执行程序大有裨益。
由于各国对待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律规定存在较大分歧，《纽约公约》没有规定一个统一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规则，而是听凭各国自行处理。在公约的实施过程中，由此引发的问题和适用中的差异，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5、公约第7条第1款的“更优惠权利条款”与已撤销裁决的执行问题
最后，《纽约公约》为达到使仲裁裁决被最大限度的承认或执行的目的，在规定了执行条件、拒绝执行的有限理由、及延缓执行的条件后，还设立了一个“更优惠权利条款”机制，给予执行申请人援引较公约更为优惠的适用于执行地国的其他条约或国内法关于执行裁决的规定，以执行其胜诉裁决的权利。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亦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以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法律或条约认可的方式及在其许可之范围内，援用有关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
该条款被著名学者范登伯格教授冠名为“更优惠权利条款”。该条规定赋予了当事人在申请仲裁裁决强制执行时，选择缔约地国就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法，或其参与的双边或多边条约，而放弃适用《纽约公约》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机制为那些据《纽约公约》无法执行的裁决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例如，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不符合公约第2条对书面形式的严格规定，但符合执行地国法律更宽松的形式规定，则仍可依该国之法律得以执行。所以，《纽约公约》虽在一定程度上有规范裁决执行的作用，但其目的并不是设立一个全面地和统一的执行体系，而仅仅是使外国裁决的执行变得更容易些。 第7条第1款的规定就是一个明证，公约允许当事人依其他法律申请执行按公约条件本不能执行的裁决。
虽然公约中使用了“任何利害关系人”这样含混的用词，未指明到底哪一方当事人，裁决胜诉方或败诉方，甚至于第三人，有权援引该条款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对此无论是理论上的理解，还是各国的实践，似乎并不存在问题。如果允许败诉方选择适用法律，它无疑会选择最不利于裁决执行的法律，其结果将于公约支持执行的倾向和宗旨相违背。所以，原则上讲，被申请执行人无权作出此项选择。“更优惠权利条款”只能由裁决申请执行人来行使。
各国法院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并不经遇到援用“更优惠权利条款”的案例，仅有法国、比利时等少数国家有此判例。有些国家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法较公约的的规定更优惠，如德国，德国法不像《纽约公约》那样把仲裁协议的无效性作为拒绝执行的理由，即便该裁决可因仲裁协议无效在裁决作出国法院被申请撤销。 至于援用《纽约公约》更优惠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据有报道的法院判例，迄今为止，除了1975年《巴拿马公约》和1961年《欧洲公约》外，各国法院尚未适用过其它多边公约；而双边协定，则确有一定程度的适用。
实际上，公约第7条第1款在各国的适用一直是很平静的，但是， “更优惠权利条款”在近几年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针对国际上几个强制执行已被裁决作出国撤销的裁决的案例，特别是美国法院第一次援用该条款的案例Chromalloy案和法国法院处理的Hilmarton案，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激烈争论。问题的焦点是已撤销裁决能否在国外继续执行？如果可以，其执行标准是什么？尽管被申请执行地国法院以纯粹地方性的理由、甚至出于偏袒本国当事人的目的撤销的裁决，根据公约第7条第1款的“更优惠权利条款”得到执行，这是在当前的仲裁领域一种很有突破性的做法，并且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哪些撤销决定是正当的，应被执行法院承认、并作为拒绝执行的理由，哪些撤销决定是错误的，不应妨碍裁决的域外执行，这些都没有一个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因此公约第7条的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多具体适用上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立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去加以解决。
基于上述五项框架性条款的规定，仲裁裁决在全球的强制执行力得到保障。从这一角度讲，《纽约公约》将仲裁裁决置于一个比法院判决更优越的地位，使仲裁裁决较之法院判决更容易得到执行。《纽约公约》仅要求申请承认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提交仲裁和裁决协议的正本获认证之副本，用以获得执行地国法院的执行许可，而无需按《日内瓦公约》再去得到裁决作出国法院的许可。申请人完成了上述程序要求后，举证责任便转移给了抗拒裁决执行的被申请人。执行法官只能根据公约中列明的由被申请人举证的有限的5种情形，或依职权审查可仲裁性和公共政策，拒绝承认和执行公约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一方面减轻了申请执行裁决一方的责任，加重了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执行法院审查的范围，降低了拒绝执行的可能性。这一国际范围的裁决执行体系的确立，无疑从根本上奠定了仲裁业发展的基石。

四、对纽约公约未来发展的思考
《纽约公约》的历史功绩有目共睹，但同时在公约在产生之后的40多年间，不仅经济贸易领域，而且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贸易量的剧增、通讯手段的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等等，所有这些势必带来40多年前无法预见的新问题，同时在公约自身发展变化中也日益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公约本身立法上欠详尽，在它的起草和讨论过程中，由于存在的分歧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公约的规定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很多具有前瞻性的东西没有体现出来，例如，关于仲裁协议的规定，关于仲裁裁决的规定，以及统一执行程序的缺乏等。
其次在公约的解释上也不够统一，由于在条文上不够详尽，导致某些概念无统一的定义，很多国家在公约的解释上就会发生偏差，例如，关于书面形式的规定，关于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以及拒绝执行的理由等很多方面各国的解释就很不一致。


参考文献：
(1) 范登伯格：《1958年纽约公约法院裁定一览》，载于中国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所编译的《国际商事仲裁文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
(2) 王存学主编：《新编中国经济仲裁和诉讼实用手册》，北京同心出版社1997年版
(3) 谭兵：《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4) 费佳：《纽约公约及其完善与改进》，载于《国际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
(5) 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2辑，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6) 程德钧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 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8) 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 黄进、徐前权、宋连斌编著：《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 赵威主编：《国际仲裁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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