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海生 ]——(2012-9-20) / 已阅6198次

　2012年3月14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这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前科报告义务免除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坚实的一步，但该条规定并没有明确封存实施的主体、操作程序等问题，在实践中仍然会存在诸多的障碍。

　　一、前科封存制度的司法实践困境

　　1.与我国现行诸多法律存在冲突之处。虽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涉罪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与《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前科报告义务免除”规定协调一致，但一些民事、行政法律仍旧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作出了否定性评价。我国《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执业医师法》、《教师法》等法律都有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医师、人民教师等的规定，很显然，上述法律属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但书中的“国家规定”，换言之，有关单位根据上述法律查询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即犯罪记录封存后，未成年人仍然无法从事上述法律规定的职业。另有其他诸多领域中对受过刑事处罚者剥夺从业资格,这些规定与前科封存所追求的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目的有所冲突。

　　2.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公开审判原则。公开审判是司法机关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途径,而前科封存制度更侧重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因而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开、公正的质疑。此外，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即使不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宣判时一律公开。而公开宣判，就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一次公开，虽然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公开范围可能不会很大，但对个别社会关注较多的案件，一经新闻媒介宣传，限制公开就成了一句空话。

　　3.缺乏前科封存的实践操作程序。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过于笼统，对于实施封存的主体，如何操作等都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的困惑，比如，对一个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到底是由提起公诉的检察院，还是进行审判的法院对犯罪记录进行封存；决定封存是采取决定书、裁定书还是以判决书的形式；对犯罪记录封存后的材料保存是由未成年人所在学校、还是公安、检察院或者是法院，等等诸如此类问题。

　　4.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不仅仅是立法层面即可完成的工作。仅仅在立法中规定该制度如同空中楼阁,没有公安、监狱、司法行政机关、学校、社区等各个机构的协调互动,这一制度都很难运行。再如在我国每个人出生、上学、结婚、就业和迁移等无不受到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的制约。居民户口簿和人事档案通常还会对一个人从何处转来、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内容有详细的记录，前科封存制度又如何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有机协调，亦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也会导致封存成为一句空话。

　　二、前科封存制度实施中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前科封存的基本点，不在于彻底消除失足少年的犯罪记录，而是在于对符合前科封存条件的失足少年，通过严格限制其犯罪档案的查阅、调用，为失足少年继续复学、升学、就业创造条件，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该条规定并没有明确前科封存的实施主体，封存的法律文书的形式，封存是否有例外情形等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应当在今后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

　　1.前科封存的实施主体。从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法院是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法定主体之一。但是否只有法院是实施封存的唯一主体呢？笔者认为，根据设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目的，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在人民检察院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中有关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时，人民检察院也应是实施封存的主体之一。不过因为，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提到检察院作出不起诉时是否应当以犯罪记录进行封存，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封存义务不是法定义务，检察院可以依职权作出封存的决定，也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作出封存决定。

　　2.前科封存的法律文书的形式。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予以封存时采取何种法律文书，根据《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判决书、裁定书一般适用于实体、程序需要作同裁决的情况，笔者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应统一采取《决定书》的形式。

　　3.前科封存的起始时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从何时开始封存，新《刑事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封存起始时间应当明确，否则不便于执行或者容易导致执行不统一。那么封存是从宣判之日起，还是从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亦或另外确定一个时间？笔者认为，为尽可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隐私，封存时间越早就越容易将封存制度落到实处，反之，封存时间越晚，犯罪记录就越容易被公开，封存制度越容易变成一纸空文。故封存的起始时间，被宣告相对不起诉的，自宣告之日；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及单处罚金的，自判决作出之日。

　　4.前科材料的保管。新《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在实施封存后，材料由哪个机关保管。笔者认为，但凡接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都应当严格保管，自觉履行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义务。因此，建议在公检法分别建立专门的涉罪未成年人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由专人管理，除司法机关调查案件或基于其他法定事由外，不得查阅，犯罪记录不载入户籍和人事档案。与此同时，作出犯罪记录封存决定的检察院、法院，向少年犯的档案管理机关（通常为少年犯所在学校、少管所等）送达《犯罪记录封存决定书》和《保存档案备查函》，并附该案的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相关档案管理机关应根据前科封存决定书和保存档案备查函妥善保管少年犯的刑事档案，少年犯所在学校、监管单位应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严格限制非法定单位和个人查阅、复制或调用。

　　5.前科封存的例外。在我国《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执业医师法》、《教师法》等法律尚未修改“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医师、人民教师”等的规定的现阶段，在实施前科封存的同时，若未成年犯罪人成年后涉及从事法律明文规定限制前科人员进入的单位或部门，如军队、法院、检察院等，有关单位根据相应法律规定进行查询时，档案管理机关应当如实出示其前科记录，不得隐瞒。

　　6.违反前科封存规定的救济。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为了使相关职权部门切实担负起保密义务，应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依情节的不同，对于泄露者追究行政或者刑事责任。

　　三、前科封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成果，前科封存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

　　1.立法层面:修改与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及其他“国家规定”。虽然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未成年犯罪人 “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的规定。但是由于前文所述法律冲突和传统观念的制约,加上缺失相应的操作机构和操作程序，这些规定在实践中犹如一纸空文,无法得到有效实施。要使前科封存制度得以有效执行，应当在今后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对违反前科封存制度的条款进行修订，如对《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执业医师法》、《教师法》等法律以及可以上升到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中的“国家规定”中所有与前科封存制度相违背的内容予以修订，删除未成年犯罪人在复习、升学、就业、从军等的歧视条件的内容。以与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相统一。

　　2.实践层面：设立负责前科封存制度的专门机构，推出配套举措。首先，设置少年法庭。建立和完善专门机构有利于真正让处理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程序和成年人区别开来,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的统一有序管理。其次，改革户籍制度。应对户籍制度之前科记载的附加功能进行剥离，消除未成年前科人员新生的制度障碍。再次，严格执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当然，既然是前科限制公开，在特定情况下，被封存的前科还是可以公开的，但前科信息限制公开应把握好“两个特定”:一是对未成年人前科信息公开的对象应当特定。对未成年人前科信息予以公开的对象，应当仅限于法律、法规设定的与刑事处罚密切相关的单位或者确有必要查清的刑事处罚事项，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均无权查询未成年人前科记录。二是对未成年人前科封存的机关应当特定。未成年人前科档案信息区别于一般档案信息，应由特定的机关进行单独保管或进行封存，并设立专门的机构或科室接受相关的查询申请，负责审核申请条件。对于符合未成年人前科信息公开条件的，方可公开未成年人前科信息，确保犯罪记录封存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