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欢 ]——(2012-9-7) / 已阅5123次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低是司法界的共识，而无罪辩护发生的机率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拟从论述无罪辩护罕少的原因出发，在律师熟悉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的基础上，探究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时应当掌握的技巧和策略，以及可能面对的风险，通过一系列的剖析，展示我国刑事辩护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该条款的规定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律师在进行刑事辩护的过程中，主要是从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这两方面进行的。由于我国刑事诉讼通常是由检察院提起，而检察院提起诉讼的前提是：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全面审查后，认为侦查阶段搜集的证据能够确实、充分、客观、公正地认定犯罪嫌疑人确已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现实社会中，针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可能性。但是律师作无罪辩护时的辩护意见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辩护意见不会被法院采纳。这些原因主要是来自：第一，观念上的原因。大多数人对律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辩护率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受国人心中“恶有恶报”等传统文化的内隐思想的指导，人们的外部行为就显现为律师是替坏人办事，是“讼棍”，律师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冲突阻碍着刑事辩护制度，特别是无罪辩护的发展。加之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人占支配地位，“法律家长主义”在刑事诉讼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使得以自由主义政治为基础的一些人权得不到保障。这样的现实加剧了对律师制度成长的阻碍。第二，体制上原因。公诉机关过于强大，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力量却非常弱小，这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辩护人向公诉机关发起的“极端”的挑战——进行无罪辩护，或多或少的说都有类似“飞蛾扑火”的悲壮！第三，在刑事政策方面。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为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决犯罪嫌疑人诉讼角色的选择具有三方面的效应：诱惑弃权效应、恐惧惩罚效应和反悔逆转效应，这样的效应是的犯罪嫌疑人处于被动的“自证其罪”的处境，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处于一种具文状态。最后，律师本省也有一定的问题。一些律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为犯罪嫌疑人进行无罪辩护。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律师作无罪辩护应当在有效利用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的基础上，把握法律的相关规定，掌握相关的方法和策略。

（一）、律师应当熟悉法律。这里的法律包括三个方面的法律：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

1、律师应当熟悉实体法

犯罪是法律对案件事实和行为人作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以及量刑都是以实体法为依据。刑事辩护涉及的实体法主要指刑法。这就要求律师熟悉各罪的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犯罪构成的差异等等。以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目的为例，“古典刑法理论认为：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即，违法与否要依据客观行为来判断，主管是判断有无责任的问题。”在目的犯的情况下，主观目的就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因为，此时主观目的是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的要件。例如绑架罪要求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拐卖妇女、儿童罪要求以出卖为目的，盗窃罪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有些罪名的成立不要求主观目的，主观目的仅仅是决定违法程度。例如走私淫秽物品，如果不存在传播、牟利的主观目的，则仅仅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但是，如果存在传播、牟利的主观目的，则构成走私淫秽物品罪。因此，在上述案件中，律师可以在辩护过程中排除被告人的主观目的达到无罪辩护的目的。

2、熟悉程序法

程序法在刑事辩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程序公正是司法审判的灵魂，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表现方面，通过程序，正义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孙笑侠认为任何程序都是由不同的阶段、步骤组成，各种不同的角色在其间相互配合，程序是一种角色分配。这种角色的分配使得各个角色被阻隔开，这种阻隔是有意识的阻隔，促使各个角色能够专心致志地思考法律问题，保障正义。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中，完善的程序正义认为只要是依照程序来分配，则结果是正当的。这其实我们：程序正义可以矫正实体法的不足，通过程序正义矫正不正义的法律。程序限制恣意，一旦违反程序，必将受到惩罚。此因，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程序性辩护，即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来进行认定行为无效的辩护，这种辩护可能使警察、检察官、法官处于答辩者和受审者的地位，有利于平衡强势的国家机关与弱势的被告之间的悬殊地位。

3、熟悉证据法

证据法在刑事辩护中作用巨大。我国审判的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事实又是指被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因此，审判过程主要是一个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而刑事审判更是罪刑法定的框架下严格适用证据规则对被告定罪量刑，通俗地讲，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在庭审中用证据支持辩护意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强奸案中，受害人体内遗留的精液的DNA与被告人的DNA不一致的鉴定结论，足以证明被告人不是强奸行为的实施者。在刑事辩护中，律师应当谨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是有人民检察院即控方承担，辩护律师只需找控方提供的证据的不足，破坏控方的完整的证据链，使控方的指控就不能成立。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律师正是破坏控方完整的证据链，导致控方指控的谋杀罪的罪名不能成立，辛普森被法院判决无罪。

（二）、律师在作无罪辩护时应当掌握的技巧和策略

律师作无罪辩护的风险很高，为尽量降低风险，律师在作无罪辩护时应当掌握相关技巧和策略。

第一，案件的筛选。律师在选择进行无罪辩护的案件时，应当有意识地将社会学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在社会学视野下从诉讼案件当事人的社会特征的角度来决定是否进行无罪辩护。依据布莱克的理论“世界各地及贯穿历史的一条法律行为的原理：下行的法律严于上行的法律”下行的法律的适用是指社会地位低的被告冒犯了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的诉讼中，法官适用法律量的情况。而且，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学意义上强度小的案件的被告作无罪辩护的成功率比社会学意义上强度大的案件被告的成功率高。

第二，审判技巧。律师在作无罪辩护时，应当从实际出发，面对现实，律师在庭审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权威学者的论证意见，以增强自己论证的说服力，增加辩护理由被采纳的几率。律师在法庭审理期间，应当充分利用媒体、网络及内参等资源，将相关案件情况公之于众。阳光作为最好的防腐剂，媒体、公众的监督有利于司法机关在保证国家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同时，保证办案质量；有利于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性的基础上，更好地维护刑事被告的合法权利。此外，律师还可以通过在庭审中有意制造重复发问的策略来强化法庭对证明被告无罪的事实的关注，注意就公诉人或者其他人对被告人的不当询问、发问及时提出异议，要求审判长制止。这些都是将无罪之人被判有罪的概率最小化的策略。

第三，有效的案例指导制度。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计划改革纲要》指出“规范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现实社会中，该制度已被得到证实，河南省中原区法院实行的“先例判决制度”。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指导性案例虽“不能成为裁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者辩论理由而引用”。但是案例指导制度尚未在全国统一建构，关于指导性案件的选择、标准、运行等的规范性文件尚未出台。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告》上刊登的各个领域的案例可以说是案例指导制度的初级雏形。例如：某省一法官严格按照法律裁判案件，但是当事人不服裁判，于是双双在人民法院前饮毒自杀，于是该法官被起诉，一审认定法官“玩忽职守”以致酿成大错，但是在二审中，法院用一份长达五六十页的裁判裁决该法官无罪。对于这样的案件，律师完全可以借鉴，从而引导法官作出无罪裁判。

当然，律师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运用自己掌握的技巧和策略进行无罪辩护是，应当注意降低无罪辩护的风险，在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维度下，充分保护好自己。律师作无罪辩护时会面对哪些风险呢？

第一，作无罪辩护的前提是遵守现有的法律，因此律师应当尊重已有客观事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办案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问题要依据客观证据不能轻信，律师不得干扰证人作证，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帮助毁灭、隐匿、伪造证据；不得诱导、暗示被告人作违背事实的陈述或者改变陈述，这些都是选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时刻警戒律师依法行事，督促律师是提升自身修养，提高法律意识。

第二，在庭审期间，律师虽然可以借助媒体、网络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但是律师在向媒体、网络公开案件相关信息时，应当注意保守追查刑事犯罪的秘密事项及案件中的其他秘密事项，不得将自己掌握或指导的上述秘密以口头或书面泄露或者泄露实物文件，或者用密写、影印、摄影、复制等书面泄露方式泄露给不应知悉的人，否则，若因泄漏秘密导致情节严重的后果，律师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最后，律师作无罪辩护，特别是对案件事实复杂、影响大的案件的被告作无罪辩护时，律师应当关注相关政策的规定。对于建立了大案汇报制度的地方规定，律师应当支持并予以坚持。律师在无罪辩护过程中，应当设法取得律师协会和司法局的支持和帮助，即使与办案部门沟通、交流。为无罪辩护的成功奠定基础。但是在与相关政府部门接触的过程中，应当避行贿、介绍贿赂之嫌，保持廉洁作风。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中的无罪辩护率虽然低，但是对于保障司法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合法权利意义深远。同时，无罪辩护可以督促我国尽快构建无罪推定的法律制度，促进法律变迁。而且这种法律变迁是一种和谐的变迁，加快了具有独创性的中国是法治的构建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