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会英 ]——(2012-7-30) / 已阅3931次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愈加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遗憾的是,由于法律缺位,虚假诉讼频发,成为众多企业或个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实现非法目的的投机之门,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削弱司法公信力,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我国现行刑法对虚假诉讼行为如何定性未作明文规定,在有罪抑或无罪、此罪抑或彼罪的问题上,法律界也莫衷一是,分歧颇大,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即使在“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原则性问题上方向大体一致,在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分歧也不小:

　　观点之一,认定为伪证罪或妨害作证罪。部分学者鉴于虚假诉讼扰乱了正常的审判秩序,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主张将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伪证罪或妨害作证罪。笔者认为,该种主张认识到了虚假诉讼行为妨害司法秩序的危害性,并试图在现行刑法架构内找寻解决方案。但细究之下便会发现,该主张失之偏颇,不尽合理。

　　若认定为伪证罪,一方面从程序上看,伪证罪只适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妨害司法行为,因而对民事诉讼中的虚假诉讼行为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从主体上看,伪证罪的主体是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及翻译人,虚假诉讼当事人显然不在此列。类似地,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也无法对诉讼当事人本人伪造证据妨害司法的行为进行制裁。

　　观点之二,认定为诈骗罪。包括张明楷先生在内的部分学者从三角诈骗(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时如果被骗人与被害人不具有同一性即属三角诈骗)的原理出发,认为虚假诉讼应构成诈骗罪。

　　诚然,虚假诉讼与诈骗罪在犯罪方法上都采用了“骗”的方式,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求掩人耳目,让人信假为真。但此种共性并不能抹杀二者在其他方面的巨大差异,比如,从主体上看,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单位,虚假诉讼对此则无限制;再如,从客体上看,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一单一客体,而虚假诉讼侵犯的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也侵犯了正常的司法活动和秩序,且虚假诉讼人所追求的利益并不限于财产性利益,甚至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之规定,虚假民事诉讼行为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观点之三,认定为诉讼诈骗罪。鉴于在现行刑法架构内难以对虚假诉讼进行准确定性,遂有学者提出在刑法中另设独立的诉讼诈骗罪,对虚假诉讼进行有效规制。

　　该种观点主张在刑法妨害司法罪这一章节设立诉讼诈骗罪,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虚假诉讼行为定罪量刑。其犯罪构成如下:主体方面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意图非法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或权利;客体方面,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及正常司法活动的双重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虚构事实,伪造证据,诱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以达到非法目的的行为。

　　在笔者看来,对虚假诉讼另设罪名,合乎立法趋势,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至于该罪的既遂形态,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罪应归入行为犯,即只要行为人实施并完成了虚假诉讼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行为人在裁判后是否实际取得非法权益。这可以让行为人在着手实施虚假诉讼之前就有所忌惮,不敢贸然以身试法,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对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而且,其既遂应以法院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裁判时为标准,一旦行为人实施了虚假诉讼行为,诱使法院作出了于己有利的裁判,就构成既遂。

　　同时也应该看到,将虚假诉讼定性为诉讼诈骗罪只是立法的第一步,要真正有效地遏制虚假诉讼泛滥之势,使行为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还需要相关制度的良好衔接,比如,如何准确界定虚假诉讼民事侵权责任与诉讼诈骗罪之间的边界,如何为虚假诉讼案外受害人提供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如何正确处理虚假诉讼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罪名时的竞合、牵连等情形,尚有待于学界和相关部门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完善。

　　(作者单位: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