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明 ]——(2000-11-24) / 已阅78430次

1.健全对行政规章的审查制度。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需要行政机关制订必要的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有效地调整社会和经济管理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应当看到许多政府部门制订的规章因受到部门利益的主导，注重的是“设立机构、行使权力、收取费用、罚款没收”，在制订时缺乏合理的科学的论证。一些规章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某些规章甚至为乱收费、乱罚款提供了根据。从实践来看，建立和完善各类规章的审查制度对保证依法行政十分必要。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机关无权对这些规章实行审查。但依我国宪法第89条的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因而对规章实行审查具有宪法依据，只是目前缺乏一套程序和制度的规定。如应由哪个政府部门承担审查规章的职责，应由谁提出审查的要求，如果规章不合法，应通过何种程序予以修改，甚至宣告其无效，等等这些都需要作出规定。当前，为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一方面要对现行的规章进行清理，对不合理的甚至在内容上明显违法的规章要予以修改、废除；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健全规章的审查制度，对规章的制订和出台应严格把关。

2.尽快制订行政程序法，确保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合法。程序是法律的生命，行政程序的法律化是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法律原则。（注：参见张明杰等：《行政法的新理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依法行政，
不仅仅是要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合法，而且应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在程序上也应合法。行政机关在从事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惩戒、行政处罚、行政调处、行政征收、行政强制和行政救济等行为时，都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当前，为制止行政机关“乱收费”现象，应当对任何一项收费办法的出台规定一套严格的程序，并对行政机关收费的权限范围、收费标准、收费的支出，违反收费程序的责任、对受损害的公民和法人的补救等，都需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3.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行政执法效率的高低，执法人员的廉洁公正，是广大公民极为关心且与其利益极为密切的问题。但行政执法效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明显差距，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行政执法的合理的监督机制造成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行政自由裁量权受司法审查的范围仍然有限，（注：张杰明等，前引书第71页。）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笔者认为，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财产和人身权利，并在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都应当受理，并应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方面，尤其应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应经常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执法检查，而不能做流于形式的检查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督促有关部门限期改正，而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向人大报告改正的结果。当然，也应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对“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应予以制止，对所谓处罚和收费中的利益分成制度应坚决予以废除，对各种“小金库”和私设的帐户要完全纳入审计的监督范围，从而消除行政执法中因利益驱动而造成的对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侵害。
三、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最大的弊端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裁判不公。（注：参见任建新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审判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各级地方领导从维护本地当事人和地方的特殊利益出发，在执法活动中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横加干预，而一些办案人员也置国家法律及案件事实于不顾，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某些素质较差的法官则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伞，徇私枉法，处处为本地当事人开脱责任或谋取利益，同时也用以换取个人的好处及非法利益。而因司法腐败、徇私枉法、法律素养差等原因而造成的裁判不公在某些地方的法院明显存在，且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

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由于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决定了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公民和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当弱者受到强者的欺凌，当社会的良知受到恶势力的践踏，受害人能够寻求的最后一处申张正义的地方就是法院，法院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注：（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司法最终解决纠纷，也决定了司法公正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使其对其经由正当途径获取的财富产生合理的期待；对于依法享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受到保障充满信心。这样，人们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自由行为，全社会的公正观念亦得以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即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也可通过公正的行政诉讼，使其遭受侵害的权利得到充分补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可通过公正的司法而得以维系。尤其应当看到，当无辜的受害者、权利被侵害的当事人不能通过诉讼讨回正义和公道，很可能导致其对法律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失望甚至绝望，并可能采用合法途径以外的乃至于非法的方式自行解决纠纷，从而危害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通过司法公正而保持社会安定，尤其重要。

笔者认为，保证司法公正，首先需要对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和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为了从体制上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应当改变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状况，各级法院在人财物方面应当逐步与地方适当分离，并最终过渡到完全与地方分离。在法院的机构设置方面，应选择司法区域的独立为改革的突破口，使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不相重合。各地法院的法官应定期实行轮换制，从而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铲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基础。同时要纠正对司法审判的不当甚至非法的干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对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行为……要依据党纪国法严肃查处。”（注：《江泽民李鹏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1997年12月26日《法制日报》。）

为了杜绝腐败、保障公正执法，必须在庭审制度上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将公开审判落到实处，凡是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一律应当实行公开审判，并应最大限度地允许人民群众旁听，通过公开审判，在法庭上讲清事实，说明是非，树立法院和法官“讲理、公正、廉洁”的形象，也可极大地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就民事、经济案件而言，应采取当事人主义，由当事人举证，在庭审前，法官不得与当事人单独接触。在庭审过程中，也不得以调查收集证据为由而私自会见当事人，更不得接受后者的吃请，那种由一方当事人及其律师付费到外地采证或办案，甚至与一方当事人一同到外地办案的现象，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在审判方式改革方面，需要强调民事、经济案件判决书应该详写判案理由。且每一项判决书都应当向社会公布，以利于社会的监督。判决书不详写理由，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等各种非法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凡是说理透彻、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案件，基本上都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仅认定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不出现执法不公。尤其是对败诉一方而言，要其承担成百成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清任何道理，即使理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如果判决说理透彻，也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许多案件之所以没有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清而难以披露。要真正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开舆论的评判。

保证司法公正，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尽管法官法中提到了有关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但过于简单和原则，在很多方面仍然无章可循。如离退休的法官于一定期限能否在本地区任律师，法官的配偶和子女能否在本地区任律师等。尤其是在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况下，应承担何种责任，迄今为止尚缺乏规定。除建立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以外，对法官的考核制度也应完善。目前对法官的考核，由所在人民法院组织实施往往流于形式，考核的内容过于简单或单一，不能考出真实水平。笔者建议成立“法官资格审查考核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的考核、考试及选拔录用。法官应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或法律工作经验，从未从事法律方面的学习和工作的人，不能立即担任法官。

最后，为保证公正司法，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各级人大应对司法审判工作实行强有力的监督。不过人大的监督主要应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不应当对某个具体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法院照办，否则，会妨害法院的独立审判。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应允许新闻界经常披露、报导有关的案件，允许新闻媒体就案件发表评论，展开讨论。当然，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法院要受新闻舆论的支配，被舆论导向牵着走。在提倡新闻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切忌出现“舆论判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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