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蕊 ]——(2012-5-29) / 已阅4798次

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问题是集团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影响着集团诉讼中的一系列其他规则，但这也正是困扰很多国家立法者的一个难题。美国集团诉讼中的既判力规则是依赖于英美法系的一系列诉讼制度而逐渐形成的。

　　在美国集团诉讼发展的上百年历史中，关于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规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内容主要在于集团诉讼判决对于未出庭的集团成员是否应当具有约束力，表现在既判力规则与当事人制度以及正当程序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立法上和司法判例在集团诉讼的既判力问题上来回摇摆，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从源头上梳理美国集团诉讼判决效力规则的发展脉络，有助于凸显既判力规则所需要平衡的各种价值，揭示出不同规定的差异和利弊。美国关于集团诉讼判决效力范围的立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联邦衡平法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受英国法的影响，集团诉讼中既判力规则的主要特点就不确定，缺乏详细的规则，法院判决互相矛盾。1842 年联邦衡平法第 48 条是美国首次关于集团诉讼的成文规则，该条规定: “……命令对于缺席当事人的权利和诉求不产生影响。”然而事实上，法院公开漠视该规则的情形并不少见。1912 年修改后的联邦衡平规则第 38 条取消了对集团诉讼判决效力范围的规定，仅仅规定“当一项争议涉及可以构成一个集团的多数人的普遍利益或一般利益，并且所有人同时起诉至法院在事实上不可能时，一人或多人可以为了整个集团起诉或者应诉”，这主要是由于正当程序的影响，因而没有明确规定集团诉讼判决对未出庭团体成员具有约束力。司法实践中，在判决对该团体不利的情况下，由于成员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法院只特别约束那些同意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也就是说，“集团诉讼”判决仅仅对已知的当事人有约束力。

　　第二个阶段，1938 年联邦民事程序规则。1938 年联邦民事程序规则出台后，关于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在理论上的发展主要是集团诉讼的分类以及相应的判决效力理论。在起草 1938 年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第 23 条的时候，起草者试图以概念化的方式厘清集团诉讼判决的效力规则。第 23 条( a) 要求集团诉讼的人数必须达到使所有成员合并诉讼不可行的程度，并且从集团中选择的代表应保证能充分代表所有成员。该条款接下来规定，集团主张的或被指控的权利性质必须是“合并的”、“共同的”或“从属的”，并依据这三种权利性质将集团诉讼分为三种类别，“真正的集团诉讼”、“混合的集团诉讼”和“假想的集团诉讼”。

　　第三个阶段，1966 年的立法修改。集团诉讼的分类对于解决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问题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还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容易让人过分关注于分类本身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1966 年修改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第 23条时，对于取消集团诉讼分类的提议几乎没有遇到异议。修改后的第 23 条规定的简单清晰，即任何集团诉讼的判决对于集团成员都具有约束力( 除了“选择退出”的之外) ，无论判决对于集团是否有利。该次改革虽然形式上简化了集团诉讼的规则，但并未能简化集团诉讼中的既判力问题。此后的几十年，法院做出的判决并不一致，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是，缺席的集团成员是否可以以代表不充分为由提出新的诉讼? 美国立法及司法在集团判决既判力问题上的不确定，说明该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各种价值平衡的难度，也反映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

　　美国集团诉讼对于集团成员产生拘束力的前提是成员权益得到充分代表，成立集团诉讼的前提就是必须满足代表的充分性。为了保障代表的充分性，法律设置了一系列的程序要求，如集团诉讼律师必须达到一定的资格，法院对于集团诉讼的和解协议要举行听证并审查其公平性等。另外，在批准集团诉讼阶段和和解阶段，集团成员可以挑战代表的充分性。1966 年修改后的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规定集团诉讼判决对于所有集团成员都具有既判力，无论是否参与诉讼。这是对判决仅仅对于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才有拘束力规则的突破，是立法为了司法系统避免多数人诉讼的过分迟延和高昂费用而采取的措施。集团判决既判力扩张至缺席的集团成员是个体权利对于司法效率的妥协，有些法院甚至判决，如果集团诉讼代表对判决满意，缺席的集团诉讼成员就无权提起上诉。

　　必须要强调的是，美国采用的既判力规则是和美国的其他诉讼制度相配套的，譬如广泛的证据开示制度、提起集团诉讼制度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官在集团诉讼案件中广泛的案件管理权等等，都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没有参与集团诉讼人员的权利，因此美国集团诉讼的既判力制度才能够经受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的考验。相反，如果缺席成员的权利得不到其他制度安排强有力的保证，那么美国式的既判力规则就必然会侵犯到缺席成员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