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伏海 ]——(2012-2-17) / 已阅6333次

建议修法停收社会抚养费

于伏海

中国大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没有特殊情况的只生育一个孩子，奖励晚婚晚育，奖励做绝育手术。在这种政策下，生育一个孩子是合法的，生育两个孩子就属于超生，政府对超生的夫妻实行罚款的政策，八十年代央视春晚上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讲的就是一对夫妻为了逃避超生罚款，而游走于祖国各地生孩子的故事，那对夫妻非常可怜，但是更为可怜的是那些孩子，我说的“可怜”不是因为他们孩子多而可怜，而是因为他们被政府驱赶得无处安身而可怜。

二00二年九月一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对超生夫妻的罚款变得有法可依，在这部法律里，立法者把政府对超生夫妻的经济处罚叫做“社会抚养费”，各省为此还制定了相关条例，各地政府还制定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比如河北省条例的规定：凡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对生育双方按以下标准各一次性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业职工的，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民营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劳动者的，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纯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城镇无业居民的，按不低于本市、镇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农村居民的，按不低于本乡、民族乡、镇农村居民上年度人均纯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的，按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征收金额各加百分之百征收；生育第四个以上子女的，征收金额以此递进累加。

　　（二）不符合规定而提前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从生育年度起至法定年度止，每提前一年分别按一千五百元的金额征收。

　　（三）符合规定但未办理《第二个子女生育证》而生育的，分别按五百元的金额征收。

根据这些规定，超生的夫妻面临着巨额的缴费义务，假如一对河北省的企业职工一年收入总共是十万，那他们第二年超生一个孩子的话，就得缴纳二十五万的社会抚养费，政府对贩卖假冒伪劣的人的处罚恐怕都没有这么严重。

更为可怕的是，计生公务员们为了收缴社会抚养费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违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比如强拿公民财产、强制公民做绝育手术、非法拘禁公民、强制公民堕胎、对公民进行人身伤害等，大家如果通过搜索引擎搜索，肯定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不乏命案的发生。

当然，通过暴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严重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因为各个地方对人口出生数量有严格的规定，地方官员也会被考核人口控制方面的政绩，因此，只要控制住了出生率，官员就有政绩，只要对超生公民收取了社会抚养费，官员就有政绩，于是各地年年都会上演跟计划生育相关的闹剧和杯具，在西方非政府性的人权组织看来，这当然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别说是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就是我们自己来反思我们的法律、政策和各种各样的行为，难道我们就能得出没有侵犯人权的结论吗？

所以，社会抚养费走到今天，已经是弊病丛生，严重影响到中国大陆政府的国际形象。更为可恨的是，社会抚养费成了各地政府的生财之道，各级政府每年的巨额开支其中一大部分用于政府官员的奢靡生活，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根本不是把这些钱投入到跟抚养孩子相关的社会建设方面，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数字证明这些，但是各级政府也拿不出具体的数据证明这些情况是不存在的。如果政府不能详实地公布近四十年的社会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那我们只能说社会抚养费就是政府对公民的“合法”抢劫。当这种黑社会化的政府行为弥漫在中国大陆各地时，硬要说“外国媒体妖魔化中国政府”就显得有点儿“流氓加无赖”，用柏杨老先生的话说就是“死不认错”。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可这样一个观点，即政府是为老百姓的福祉而设立，所以，当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增加老百姓的福祉，那政府就应该对此进行全面反思，采纳民意并果断停止征收；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会有许多人因为害怕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而控制了自己的生育意愿，但是，政府有义务寻求别的方法来实现人口跟社会和自然的协调，这种方法应该首先有利于增进公民的福祉。

要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就必须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废止此法里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在生育方面，政府只能是通过倡导和鼓励的方法来造福公众，如果要提倡独生或者少生，那政府必须拿出充足的数据证明为什么“独生和少生”更有利于公众的福祉，而不能只笼统地说一句“因为人口太多所以必须强制实行计划生育”。

注：本文没有颠覆政府或者煽动颠覆政府的意思。谢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