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景文 ]——(2012-1-12) / 已阅33829次

[5]参见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95-105页。
[6]参见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86-196页。
[7]参见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9-49页。
[8]中国现行有效法律的数字，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2008年3月以后的数字来自中国人大网法律法规库。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数字参见王兆国：《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法制日报》2010年11月15日，第2版。
[9]对宪法相关法的称谓有不同意见，其范围包括哪些，实际上一切法律都和宪法相关，不仅仅包括有关国家机构、区域划分、国家领土、主权和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有人主张用宪法性法律，但这一名称往往特指不成文宪法国家对这类法律的称谓。也有人主张用过去曾经使用的名称，即国家法或宪法法、宪法部门。
[10]例如，孙国华认为，中国法律体系可以分为宪法（国家法）、行政法、民商法、婚姻家庭法、经济法、财政金融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生态（环境）法、刑法和诉讼法十个部门，其中五个部门即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和程序法是基本部门；另外五个部门即婚姻家庭法、经济法、财政金融法、生态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是分化和组合的派生部门。而所有这十个部门又分别归属于三个大的部门群，即公法、私法和社会法（参见孙国华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概念、理论、结构》，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164-171页）；沈宗灵认为，中国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部门、行政法部门、民法（民商法）部门、经济法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部门、教科文卫法部门、资源环境保护法部门、刑法部门、诉讼法部门、经济法部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6-341页）；张文显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0-134页）。当然，揭示法律体系的内在结构是人的理性思维活动，不同的人对法的内在结构的认识可能就不一样，但不能因此认为关于法律体系内在结构的理论是无用的。
[11]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标准及其批判参见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勒内•达维德：《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4页；Charles Szladitz, “Civil Law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e Law, Vol. II,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4, Ch. 6; J. H. Merryman,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94-100.
[12]参见姜明安：《全球化时代的新行政法》，《法学杂志》2009年第10期。
[13]2008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国行政诉讼高达30%的原告撤诉率，与通过行政和解的方式解决行政诉讼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以下）
[14]参见陈兴良：《减少死罪是宽严相济的具体体现》，《光明日报》2010年9月2日，第9版；《四位刑法学家视野中的死刑改革》，《检察日报》2005年12月27日，第3版。
[15]混合法有时又称社会法。但是社会法一词，有时专指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为了与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法区分，我们称之为混合法。
[1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17]参见史际春：《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当代法学》1992年第3、4期。
[1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76页。
[19]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20]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97-107.
[21]“论衡•是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9页。
[22]储槐植：《再说刑事一体化》，《法学》2004年第3期。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24]实际上，实体与程序一体化的思想在中国宪法中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按照《宪法》第2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这里所说的刑事的、民事的基本法律，当然既包括作为实体法的刑法、民法，也包括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
[25]法国学者戴尔马斯—马蒂指出，在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渗透，法律体系不再像凯尔森所说的僵固、静态的金字塔式的体系，而像是一个飘散的、有聚有散的“有序的云”，随解决问题的方式（合作、和谐、统一）、处理问题的层次（国家、地区、全球）、领域和速度的不同而不同。参见Mireill Delmas-Mar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national Legal World ‘in the Land of Orderly Clouds’,”Legal System in Transformatz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Forum, Beijing,2010.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考虑国家的法律体系也是有启发性的。
[26]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1-182页。
[27]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29页；吴慧：《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余民才主编：《国际法专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28]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owards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250-378.
[29]M. A.Glendon,M.Gordon and C. Osakwee, 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rp., 1985, pp.328-354.
[30]参见朱景文主编：《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章。
[31]参见朱景文主编：《全球化条件下的法治国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章。
[32]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owards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il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pp. 250-378.
[33]参见克里斯多夫•阿尔普：《全球化与法——一个形成中的交接点》，《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第1期。
[34]该公约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0年4月11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公约是对国际贸易实践的总结，具有可行性，并且由于充分考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而被世界许多国家接受，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
[35]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之后，曾有制定民法典的计划，组织了起草民法典的小组，并形成了四个民法草案。但是，实践证明，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初期，许多经济关系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因此制定民法典的计划并不现实，后来决定“改批发为零售”，先制定民法所包含的各个法律，包括《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对外经济合同法》，后来三个合同法合一，制定统一的《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76-311页。
[36]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trans. E. Fischoff et al.,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Ch.9, S.2.
[37]Martine Shapiro,“The Globalization of Law,”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27, 1993,pp. 37-64.
[38]参见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74-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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