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涛 ]——(2012-1-12) / 已阅25595次

法部与大理院关于司法权限的争执，触怒了清廷，四月十二日，清廷谕令双方：“会同妥议，和衷商办，不准各执意见。”[22]同时，采取行政措施，“调沈家本为法部右侍郎，张仁黼为大理院正卿。”[23]遭受斥责的法部和大理院长官惶悚莫名，连日晤商，四月二十日，沈、张对调后，部院妥协，会奏《遵旨和衷妥议部院权限摺（并清单）》，对部院司法、审判权限重新进行了厘定，当日获准。自此，部院之争告一段落。

总之，经过法部与大理院的反复交涉，加之清廷的政治平衡手段，二者之间争夺司法权限的风波暂时停息。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部院之争并未随着双方的“和衷妥议”而结束，而是一直贯穿于法部和大理院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沈家本奏呈的《法院编制法》草案，确认了部院“和衷妥议”方案的基本原则，但因为一直没有核议通过，故而，并未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随着筹备立宪事宜的推进与司法改革进程的深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宪政编查馆在向清廷奏呈核订后的《法院编制法》及附属章程的奏摺中，对部院权限做了专门划分：“于定制颁行之始，切实声明：凡从前法部大理院权限未清之处，自此次《法院编制法》颁行以后，即应各专责成。拟请嗣后属于全国司法之行政事务，如任用法官、划分区域，以及一切行政上调查、执行各项，暨应钦遵筹备事宜清单筹办者，统由法部总理主持，毋庸会同大理院办理，其属于最高审判，暨统一解释法令事务，即由大理院钦遵国家法律办理。”[24]同日，内阁上谕重申了这一划分：“立宪政体必使司法、行政各官权限分明，责任乃无诿卸，亦不得互越范围。自此次颁布《法院编制法》后，所有司法之行政事务，著法部认真督理，审判事务著大理院以下审判各衙门，各按国家法律审理，从前部院权限未清之处，即著遵照此项奏定各节，切实划分。”[25]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宪政编查馆又奏呈了核议后的《死罪施行详细办法》，该办法秉承《法院编制法》的精神，并对其进行了补充，细化了法部和大理院在死罪覆核问题上的权限，重新厘定了大理院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明确了法部和大理院的权限范围。

然而，虽然《法院编制法》及《死罪施行详细办法》的出台，在法律上终结了部院之争，但是，在实践中，却反而激发了二者积蓄多年的矛盾。这两部法令颁布之后，大理院与法部的权限之争一度达到白热化程度。法部不甘大权旁落，积极采取措施，企图东山再起：“刻闻廷尚书与左右堂议商，本部政事清闲，各司员几同虚设，不可不为之筹一出路。嗣后如遇京师及各省各级审判厅缺出，拟即以本部人员补授，惟大理院则不能享此权利。闻左右堂颇赞成此议，一俟定妥章程，即将入奏，但不知此项权利果能争得否。”[26]为了争夺权力，法部尚书廷杰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威胁：“闻法部廷用宾尚书近日忽有乞退之志，探其原因，系为尚书于各项新法律诸多隔阂，且与大理院及某侍郎互存意见，是以不乐迁就，拟即奏请开缺或另行简用云。”[27]

面对部院之间的权限争端，清廷不胜其烦。为了彻底划清二者之间的权限，清廷饬令法律大臣研究核定，并电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归国，将两署权限详细解释，以便作为法理依据。[28]同时，还积极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划分权限事宜：“法部与大理院冲突日久，延未解决，日昨宪政编查馆会议，各军机皆到。随即调取法部与大理院权限文件，为之决定办法，清厘权限，准三日内入奏。并闻法部近须实行司法之责任，凡大理院及审判厅人员，皆归法部选充，并得随时稽核云。”[29]

由于清廷内部也意见不一，会议之下，竟然有撤销大理院独立权限，将其归于法部统属之议，企图沿袭潜意识中法部高于大理院的传统观念，将大理院彻底变成法部的下属单位：“大理院自改建以来，迄今数年，与法部权限混淆不清，争执已久。兹闻政府因司法独立业经决议实行，苟非清其权限，实为宪政最大之阻碍，故近日决定将大理院一切事宜统归法部管辖，所有该院之独立权限应即销除，以符司法独立之制，约于日内即当入奏。”[30]不过，这种提议并未被采纳。

总之，经过反复协商，斟酌折衷，清廷最终还是确认了《法院编制法》及《死罪施行详细办法》的划分方法，部院之争逐渐结束。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切实落实《法院编制法》及《死罪施行详细办法》的规定，宣统二年三月十六日，宪政编查馆通咨各衙门严格遵守这两项法令规定，划清司法权限。[31]二十八日，“宪政编查馆将《死罪施行详细办法》及《法院编制法》颁布时的特旨内容择要抄录，咨行会议政务处，再次强调了当下须着意遵行之事”。[32]

随着部院权限划分方案的稳步落实，法部逐渐淡出审判领域，权限范围相应缩小，开始裁减机构，淘汰冗员。[33]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司法权限的逐渐厘定，大理院事权增加，需要增设机构，充实人员：“现定正卿以本院为司法独立衙门，事权较前繁要，拟将本院官制略加修订，酌添官缺若干，并拟奏调法部司员熟习情形者襄同办理。”[34]“大理院定镇平京卿以本院责任重要，案件压积，究非慎重之道，拟将刑科民科各添设一庭，以资清理各项讼案，免致日久稽延。”[35]

可见，纠葛多年的部院司法权限之争，在《法院编制法》和《死罪施行详细办法》的划分下，最终以大理院优势的确立而告终，这是司法独立过程中的一个胜利，向着司法近代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部院之争，表面上是法理之争，背后实则是权力之争。在权力之争的背后，除了部门利益与个人私利之外，还折射出传统司法制度与近代司法观念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部院之争，是传统全能型司法向近代专门化司法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事件，也是近代司法变奏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插曲。部院权限日益厘清的过程，是近代司法艰难独立过程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记录着预备立宪逐步推进的轨迹。因为，真正的立宪，必然需要完全独立的司法。没有完全独立的司法，也就没有真正的立宪。

三、大理院与都察院的权限界分

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前，都察院原为监察机关，号风宪衙门。其兼有部分司法职能，为三法司之一。“凡重辟，则会刑部、大理寺以定谳，与秋审、朝审。”[36]可以说，都察院与大理院和法部都有着很深的渊源。

官制改革以后，三法司之制废除，都察院不再参与会审，而且在光宣年间两度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清廷曾拟将其裁撤，改设议院，[37]不过最终并未成行：“日前政府诸老会核京师官制，皆谓都察院有监督行政之责，与议院规制不同。议院议事本有定期，都察院则随时尽可指陈得失，不致有迟回之虑，故已决议毋庸裁撤云。”[38]

与部院之间的权限纠葛不同，由于秋审、朝审事宜划归法部办理，大理院与都察院的权限关系相比之下比较简单，故而，大理院从都察院收回司法审判权的过程，似乎并未遭受什么明显的阻力。

然而，对于取消会审职能，都察院多少是有点心有不甘的。官制改革之初，都察院与大理院之间就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摩擦：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都察院御史江春霖稽察大理院斋戒，发现大理院少卿刘若曾并未在公署斋宿，而仅托司员德兴代递职名三纸。江氏据此大做文章，[39]刘氏因而受到罚俸处分。当然，这只是大理院与都察院关系中的一段小插曲，与权限之争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此事发生在官制改革之初，而且是在“斋戒不宿公所，各部皆然”的情况下，都察院首先拿大理院开刀，个中原因，似乎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事实上，在司法改革过程中，都察院确实曾尝试利用其监察名义，向大理院伸出触角，企图重新染指审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都察院御史俾寿以国民程度不足，陪审无员为由，奏请派御史赴司法衙门陪审，以期重温会审旧梦。这种建议遭到法部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妨害司法独立之举，“于改良审判之初，即为妨碍法权之举，揆诸司法独立之意，殊有未符”，[40]因而作罢。

大理院与都察院之间真正有实质性争议的问题，应该是京控案件的管辖问题。早在光绪三十二年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中，大理院就已将“各直省之京控”列入本院的审判权限范围。不过，在实践中，这条规定并未得到严格遵行，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仍然均可以接收京控案件。随着司法独立进程的深入，大理院对于京控案件的专属管辖重新得到强调。宣统元年的《法院编制法》及宣统二年的《死罪施行详细办法》，都规定“未设审判厅地方京控案件”，是大理院的四项特别权限案件之一。

宣统二年三月，宪政编查馆通咨各衙门，要求以后不得再行收受京控案件：“嗣后凡未设审判厅地方人民来京具呈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暨各衙门控告者，无论民刑诉讼，俱应驳令原告自赴大理院呈控，一应行查解交提审等事，统由大理院照例办理。”[41]“嗣后遇有京控案件均归大理院办理，不得再赴都察院及步军统领等衙门呈诉，致干诘驳。”[42]

接到通知后，都察院与大理院进行了会议，最终，就交接京控案件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大理院比较顺利地自都察院手中收回了京控案件的管辖权：“都察院现与大理院连日会议划分权限问题，大致系拟定嗣后凡属京控案件，统行改归大理院办理，无庸再由都察院查办，以期判别权限，实行司法独立之制。”[43]

四、大理院与民政部的权限划分

与大理院一样，民政部也是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过程中的新设衙门。大理院与民政部的权限交接主要是围绕着内、外城预审厅的归属展开的。[44]

在与大理院的权限划分上，相对于其他中央行政衙门，民政部表现得比较积极主动。[45]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大理院筹设伊始，民政部就已开始考虑预审厅的归属问题：“大理院设立后，民政部拟将内外预审厅一律裁撤，现外城总厅某君新建一议，力言预审厅万不可少，洋洋数千言，拟即呈民政部堂宪定夺云。”[46]十二月二十七日，民政部在具奏本部部厅官制章程摺时声明：“巡警部原设之预审厅讯断刑民案件，俟法部、大理院奏定裁判阶级定期实行后，应如何移交、归并之处，届时应会同法部、大理院妥议办理，至寻常违警罪犯，仍应由分厅讯结。”[47]为了循名责实，同时也便于与大理院厘清权限，民政部甚至不惜请旨更改名称：“探闻民政部近日商定本部官制，因所辖民政事务太繁，且有与大理院相牵制之事，拟请旨改为内务部，以清权限。”[48]

光绪三十三年初，大理院致函民政部，派员会议预审司法事宜。民政部接函后，先行在署内开会商议。[49]随即，派员前往大理院进行磋商：“民政部接准大理院公函，请派专员会议一切预审司法事宜，以便划清权限各等语。现经徐尚书议定，派委部员王守恂、延鸿、陆宗舆、汪荣宝、胡礽泰、汪士杰等六员前往会议，并饬内外两厅再行派员，已咨覆大理院矣。”[50]经过会议，双方决定预审厅暂时缓交，待大理院筹设完成后再行交代：“大理院与预审厅商议划分权限一节，业已议妥。惟大理院尚未成立，故预审厅一切公事尚迟迟未经交替。并闻仍有仍拟照旧办事，暂不交代之说。”[51]

由于《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京师审判厅局归大理院直辖，故而，不久之后，民政部与大理院再次商定，将预审厅改名司法处，预审厅事宜划归大理院直辖之京师地方审判厅办理。[52]

部院之争中，法部将“接收民政部之预审”列入本部权限范围，因此，预审厅的接收工作，最终是由法部出面主持的。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53]京师各级审判厅一律开办。初六日接到法部咨文后，民政部“当即饬令预审厅即于是日一律停审，并将现审未结各案造册，于十一月初十日，分别移交内、外城地方审判厅接收”，接收清楚后，即将预审厅裁撤。至于“寻常违警罪犯，仍由巡警各分厅讯结”。[54]考虑到内外城预审厅案卷繁多，为了防止纷扰和贻误，法部决定分期交代。[55]

此后，民政部有关厅局所侦破的案件，一般均移交各级审判厅局审理。案情重大的，仍沿袭刑部旧制，移交大理院审讯。如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预审厅裁撤不久，民政部稽查缉捕局在前门外延旺庙街拿获私铸假银人犯扈清泰，即请旨交大理院审办。[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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