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连营 ]——(2011-12-22) / 已阅19699次

儒家崇尚“无讼”，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制度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人人融洽相处的理想社会。“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表达了孔子反对争讼的基本态度，争讼是礼崩乐坏的具体体现。朱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使民无讼为贵”(《论语集注》)。因此，无讼是“本”，而听讼只能起到“塞其流”的末的作用，“正其本，清其源”才能达到无讼境界。相对于诉讼而言，儒家学说更强调道德教化在解决冲突与纠纷中的作用。儒家伦理要求人们修身、反省、内求。修身内求的标准是“五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实践方法为“克己复礼”，即用礼来约束自己，奉礼守信，修身养性。同时，主张通过“德化”和“礼教”，使人们安分守己，和睦相处，不生争端；对于发生的纠纷也要尽量通过各自的忍让及协商加以解决，即“礼和”，从而消灭诉讼，取消刑杀，臻于“无讼”，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和谐关系。
儒家的“无讼”思想是建立在“中庸之道”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虽然慎重刑罚、用中折狱的中庸思想体现着一定的“重民”色彩，但后世对“中”与“和”过分强调与曲解，往往使“无讼”思想变成为没有原则、不问是非的一味折衷、调和以及同乎流俗的盲目顺从，甚至成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政治工具。它反对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他人争讼，要求百姓成为集权统治下的顺民 [19]。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上的和谐，也胜过任何实在的公开冲突，非至绝路，绝不兴讼告官。绝对的是非分明并非人们追求的目标，关系的和谐才重要，妥协是维系关系的手段 [20]。由此使得乡土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诉讼”传统。“无讼”思想又受到了儒家义利观的支持，“舍生取义”，“存天理、灭人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说教，要求人们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应当毫不犹豫地将义的价值置于一切欲望、财富乃至生命等个人私利之上。显然，这种“无讼”式的和谐，其实质是通过对抑制甚至泯灭人性而追求一种虚幻的道德境界。

老子哲学中的“不争”思想与儒家的“无讼”观念异曲同工。与“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的人生之德相联系的是“致柔守雌”的存养方法，即“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道德经·二十八章》)，要求人们始终保持谦退不争的阴柔姿态，要养成不争之德，要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尚贤、不武、不怒、知足、知止、无私、无欲 [21]。并将“不争”上升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的高度。当然，老子的“不争”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消极退避，而是要追求一种“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六十六章》)的“善胜”之“争”、符合天道之“争”。

墨家的“兼爱”思想同样具有浓郁的道德伦理色彩，它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即所谓“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兼爱中》)，“爱人者必见爱也”(《兼爱下》)；“爱人若爱其身”，“为彼若为己也”；“爱人者此为博焉”(《天志下》)，“天下之人皆相爱”(《兼爱中》)。而“兼相爱”的实质是“交相利”，“兼而爱之”就是“兼而利之”(《法仪》)。所以，墨子常常把“爱”与“利”、“相爱”和“相利”、“爱人”和“利人”相提并论，如“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此自爱人利人生”(《兼爱下》)，“利爱生于虑”(《大取》)，“爱利天下”(《尚同下》)等等。这样，相爱就是相利，“爱”中有“利”，“利”中有“爱”，“爱”和“利”紧密联结、融为一体，从而使其道德主张获得了“利益”的支撑。“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基础在于“天志”和对人性的判断。墨子认定天公正而普遍地兼爱天下，“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行广而无私”(《法仪》)。而作为天之臣民，人也应该秉持天性、顺乎天意，普遍而无差等地兼爱天下之人，即“厚人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同时，“兼爱”是建立在人的“互报”的本性之上的，“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兼爱下》)。“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兼爱中》)并认为“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上》)；“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兼爱下》)。因此，只要普天之下“兼相爱、交相利”，就能实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人伦和谐上升为“至治之世”、道德自省扩展至政治领域，便是对“仁政”、“德政”的向往和推崇。“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其基本精神就是“爱人”，即对人要有爱心，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相趋、相合，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推及政治立场上便是实行“德政”、“仁政”。“为政以德”是孔子基本的治国思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从“仁学”思想出发，孟子把德政思想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仁政”学说，极力主张以仁治天下、以德服人的“王道”，认为“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尽心下》)。“仁”，即“不忍人之心”，仁政就是君主以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施行仁政自然要求顺从民意，令顺民心，奉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制民之产”，“薄其税敛”；省刑节兵，“不嗜杀人”；以及尚贤任能，“贵德尊士”等等。孟子的仁政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老子政治哲学的精髓是“无为而治”，即顺其自然、无所作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道德经》中多处表达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圣人之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十五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七十五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当然，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告诫统治者不要胡作妄为、“逆天”而行，不要发动战争、扰乱天下，不要让百姓负担沉重的劳役和贡赋。无为的目的是“无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因此，只有通过无为、无欲、无事，“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才能引导人民回归自然，才能使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进而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境界。
“德政”、“仁政”和“无为而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传统社会基本的政治信条。然而，无论是儒家的学说，还是道家的主张，都在很大程度上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了为政者个人品质的高尚和道德教化的成功之上，而不是通过制度化的逻辑和力量来造就出“圣君明主”或“无为”之君。这与西方文化更为关注民主制、共和制、贵族制、君主制等政治模式的理论思考及其制度建构大异其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并未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而成为社会常态，实行仁政的明主和以德取天下的圣君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廖若晨星，美妙的和谐话语并不能改变底层民众悲惨无助的命运，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只不过是皇权专制和残酷奴役的注脚。和谐，是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沉重的话题。
五、当代和谐命题的历史超越及其宪政意义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宪政是内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政治法律现象，它所涵摄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浸满了人类历史传统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和人文精神。当具有特定内涵和价值追求的宪政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相碰撞的时候，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更为艰难。如何消解传统文化中那些和宪政文明及现代和谐理念难以相容的东西，并对宪政文明与和谐社会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本质规定和基本要求作解构性的思考与探索，对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宪政建设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更高层次上的和谐，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与使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2]。这一战略思想，充满着理论创新的气息，闪耀着政治哲学的光芒，预设了我国宪政建设的理论起点与归宿。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中，首要的便是“民主法治”。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将和谐社会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坚实基础之上。民主被看做是最能保证政治平等、保护自由、维护公共利益、满足公民需要以及促进道德自我发展并做出顾及每个人利益的有效决策的政治制度 [23]。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理念是人民主权，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本源，这也是宪法的核心原则。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每个公民均有平等的表达政见、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权利。他们以政治主体的身份参政议政、影响政治权力的运行，从而使政治成为多数人的事情。公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体悟到自己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认识到自身的意志与利益要求已转化为法律的规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真正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将会极大地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与热情。同时，民主政治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各自的角色作用，使他们能够充分地表达各自的利益目标与主张，不同的意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相互共存、互相包容，各种不满、怀疑和对抗都应该保持在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各种利益冲突与争执都应该通过民主程序与机制得以舒缓和排解，从而有利于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与平衡，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由此得以形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高度民主的社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把人民主权原则切实贯彻、体现于政治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和各个环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法治与民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真正的民主政治必然是法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法律应当是人民的自我规定，体现着理性、民意、自由、平等和正义精神。实行法治，就意味着宪法以及体现宪法精神和原则的法律应当有至上的权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公民权利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法律规范必须是关于未来的、公开的、普遍的和相对稳定的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连续性和一致性，必须公正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力求实现各种社会价值之间的衡平与互补。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调控方式，能以较小的代价带来秩序、自由、公正、安全以及利益归属的均衡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更是一种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的理性的社会生活样式，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对法的权威形成了一种普遍认同和信仰，从而使法治成为凝聚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和现实机制。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法治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多元利益之间的宽容共存。这就要求承认和肯定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弘扬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自由和平等，保障各利益主体具有平等的、独立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在与自然、社会、国家和他人的关系中具有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意志和力量；尊重并理解现实生活之中个人对自身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选择与规划，体现出对社会个体的生存与生活、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现实与前途的真情关切，承认与支持社会个体追求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各种努力，确认和保障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并为“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要求“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4]。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升华，它以权利本位为原点、以人权保障为基本内涵，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层呼唤和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可以说，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灵魂与核心原则，也是宪政建设的内在动力。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首赖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只有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的社会氛围，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生机勃勃的社会环境。罗尔斯认为，社会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如协调问题、效率问题、稳定问题；但是，社会正义是一个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社会正义原则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包括政治体制，主要经济和社会制度，用什么方式分配基本权利义务等。这些显然只能体现在宪政秩序中；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应首先体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宪政安排，任何一项规则的设计和政策的选择都必须符合最起码的公平标准。只有在一部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宪法的基础上，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构及其运行，才能为多元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提供民主化、法治化的程序与机制，并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使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获得平等的尊重与对待；才能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并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和才能的最大发挥提供公平的机会与手段，使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社会事务、政治生活，从而使全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创造活力、竞争活力得到切实保证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把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社会，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机制顺畅，人际关系和谐、融洽，全社会共同富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致力于培育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宪政秩序，以推动社会向更为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
总之，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宪政建设则为和谐社会提供着最根本的制度支撑。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共同展示着宪政的基本面貌，并在更高层次上践行着公平正义的精神，铸造着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与目标定位。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在民主法治、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等基本点上与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蕴实现了高度的契合与内在的统一；二者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理想图景。



注释:
[1]刘玉平。易学思维与人生价值论[M]。济南:齐鲁书社， 2006。 3， 145。
[2]牛先锋。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6， (2)。
[3]董根洪。“亨行时中”，“保合太和”———论《易传》的中和哲学[J]。周易研究， 2002， (3)。
[4]陈海红。“保合太和”的传统文化[J]。当代社科视野， 2008， (9)。
[5]张立文。儒家和合文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J]。理论参考， 2007， (2)。
[6]程缙。太和充满:紫禁城构建中的“和谐”思想[J]。紫禁城， 2008， (1)。
[7][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M]。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5。
[8][10]林火旺。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http: //blog。 sina。 com。 cn/s/blog_5f96e09c0100czeh。 ht-m，l 2010。 10。 06。
[9]H。米提斯。中世纪的国家。转引自丛日云:《政治的贵族气质与多元主义政治文化》， http: //yyf710168。 w6。 leadbbs。 com/ScholarsCollection/CongRiyun/347。 htm，l 2009-08-10。
[1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J]。中华书店，上海书店， 1986。 36。
[12]黄文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128， 142。
[13]周叶中，周佑勇。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研究， 2001， (4)。
[14][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6。 136。
[15][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M]。王志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 21。
[1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302。
[17][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18]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62-63。
[19]于语和。试论“无讼”法律传统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消极影响[J]。法学家， 2000， (1)。
[20]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313。
[21]罗传芳。老子生存哲学辩证发微[J]。哲学研究， 2005， (2)。
[2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2005-02-19。
[2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04。
[2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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