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建波 ]——(2003-5-30) / 已阅46111次
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所考虑的两个因素实际上就是产品的区分性和支配企业的强制行为，没有涉及搭售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反竞争的问题。如果企业搭售是为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或是为了更好地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维护企业声誉，则不宜视为滥用。至于搭售是否反竞争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与企业的市场地位相关，如果从事搭售企业的市场份额低于30%，除非有确切证据证明被搭售产品的市场竞争受到限制，否则很难说企业的搭售行为会对市场竞争造成影响，但如果该企业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和突出的市场优势，其行为对竞争的影响就会很大。当然，如果搭售产品基于法律上的管制或技术上的原因只能由搭售企业提供，情况又不同了。
排他性交易。本文所称的排他性交易是指支配企业以交易方不与支配企业的竞争对手交易作为条件而与其长期交易，或者向购买人承诺在特定市场只与购买人一家交易。支配企业通过与交易对方订立排他性交易契约，可达到抑制竞争者甚至将其逐出市场的目的，也会防碍下一经济阶段的竞争者进入。美国《克莱顿法》第三条规定：“商人在其商业过程中，不管商品是否被授予专利，商品是为了在美国……使用、消费或零售、出租、销售或签订销售合同，是以承租人、买者不使用其它竞争者的商品作为条件，予以固定价格，给予回扣、折扣，如果该行为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商业垄断，是非法的。”排他性交易从协议的角度，可以归入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如果购买人在协议中向支配企业承诺，除了支配企业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企业，购买人不得从其他任何供货商购买协议中所规定的商品，就构成独家购买协议。如果支配企业在协议中向购买人承诺，出于转售某种商品的目的，它在特定市场只向购买人提供商品，则构成独家销售协议。独家购买协议与独家销售协议同属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受到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理事会1962年第17号条例的约束。但排他性交易协议也绝非当然违法，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规定，第1款禁止的限制竞争协议，如果可以改善商品的生产或销售，或者有利于推动技术和经济进步，并且可以使消费者从中得到适当的好处，此外协议也没有达到在相关市场上排除竞争的程度，该限制竞争协议就可以得到豁免。[12]同样基于此，美国法院和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在认定排他性交易条件是否为非法时，并不当然认定协议本身违法，都要考虑协议是否减少或可能减少竞争，这实际上是对正负效益的权衡。
拒绝交易。匈牙利竞争法规定“毫无理由地拒绝订立合同”属于滥用经济优势，俄罗斯竞争法规定“可以生产或供应某种产品，却无正当理由拒绝就该商品与特定购买者（消费者）缔结供货契约”属于滥用支配地位。如果按照传统的契约自由原则，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与他人进行交易，但支配企业因其享有不受竞争约束的市场力量，使其负有特殊的责任，中小企业可以实施的行为支配企业不一定能够实施。在A市场享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拒绝与B企业进行交易，可能是因为B企业是其在C市场的竞争对手，此时支配企业拒绝交易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将支配地位扩张到C市场。这种情况在拥有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的天然垄断企业或依法独占企业的身上容易出现。故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支配企业不得拒绝另一个企业以适当报酬进入自己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如果该企业出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理由，非使用他人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无法在前置或后置市场上作为支配企业的竞争者从事活动，但如支配企业能证明这种使用因企业经营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事由是不可能的或不能合理期待的，不在此限。值得注意的是，拒绝交易一样不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应采取"合理原则"。以美国为例，美国最高法院在Sharp电力公司一案中，认可了一个大生产商拒绝向销售商供货的行为，理由是这个销货商执行了一个对生产商十分不利的价格政策。由于销售商接连不断地降价，其他愿意执行生产商推荐价格的销售商无法继续维持它们的价格水平。[13]
歧视待遇。歧视待遇是指支配企业无正当理由对同类的交易对方要求或支付各异的价款，或就其他交易条件实行各异的对待。歧视待遇损害多个阶段的竞争：支配企业可能为了排挤竞争对手，在竞争对手所在的区域市场实行低价，从而损害同级竞争；在下级经济阶段，受到歧视的购买者及其客户与受到偏爱的购买者及其客户，会因产品成本不同而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竞争也受损害。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支配企业提出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差于该支配企业在类似市场上向同类购买人所要求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构成滥用，但该差异在实质上合理的除外。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对歧视待遇规定得更为仔细，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特征：一是强调损害竞争的结果；二是明确规定了数种适用例外；三是继《克莱顿法》之后颁布的《鲁滨逊--帕特曼法》将买受人也纳入了价格歧视的主体。
二、 我国对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我国的支配企业及滥用现状
我国法律中没有“支配企业”的概念，但我们可以把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支配企业概括为以下三类：1. 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自然垄断行业是指某些特定的行业，基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独占性、产品的不可储存性和运输方式的特殊性、投资的规模性和长期性等原因，“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是通过单一厂商的行业。”[14]我国的公用企业，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易运输等通过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的经营者，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处于独占地位。2. 依法独占企业。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使用了“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这一措辞，国家工商局对此的解释是，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是指公用企业以外的由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合法的规范性文件赋予其从事特定商品（包括服务）的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所谓独占地位，是指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受到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合法的规范性文件的特别限制，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上独家经营或者没有充分的竞争以及用户或者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的经营地位。[15]其类型主要是专营专卖行业，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金融、保险等基础性经济条件的行业以及其他由国家进行特殊管制的经营者。[16]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实践中，确认的依法独占企业有：烟草公司、盐业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用合作社、有线电视台、石油公司和石化公司及从事中小学教材征订和发行经营的新华书店等。3. 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企业。有人认为我国目前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支配企业，笔者不赞同这种判断。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一些大型国有包括国家控股的集团公司、外商投资设立的公司及少数民营企业，已在全国性市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有的企业的某些产品甚至在国外市场占据较大份额。[17]更何况，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少地方交通和信息闭塞，区域性市场相当多，在区域性市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企业更是不少。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我国支配企业的滥用行为主要包括：公用企业及其他依法独占企业强制交易、搭售、索取高价、提出不合理交易条件等行为，如电信公司搭售维修服务、报刊、强制收取话费预付款、抵押金，天然气公司搭售燃气具，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搭售计量表、实行底度收费方式、滥收费用、保险公司与其他企业、单位联合强制保险等等；一些在市场中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低价倾销、搭售；另外，拒绝交易、排他性交易也已经出现[18]。
（二）我国对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
我国对滥用行为的规制规范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之中，主要有：
1、《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三种经营者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第六条 公用企业和其他依法独占经营者强制交易；第十一条 低价倾销；第十二条 搭售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国家工商局于1993年12月发布的《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作了行政解释，将公用企业的强制行为解释为两类：一类是强制他人实施其指定的交易行为；一类是强制他人接受其指定的交易条件。
2、《价格法》第十四条规定了两种价格滥用行为：低价倾销和价格歧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于1998年11月根据《价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联合制发了《关于制止低价倾销工业品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规定》，该《规定》对"生产企业生产成本"、"经销企业进货成本"、等概念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并对不视为低价倾销行为的情况作了补充性规定。
3、拥有立法权的地方权利机关制定的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地方性法规中，有关规制滥用行为的条款基本上是承袭《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国家工商局相关解释的内容，如《上海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19]；《四川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成都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如果说这些地方性法规对《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所突破的话，就是规定了后者没有规定的低价倾销行为和搭售行为的法律责任。
4、行业专门立法中的规制滥用行为条款。如我国《电力法》规定电力公司不得对同一用电类别用户实现歧视，不得对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或个人实行抵制。国务院制定的《电信条例》禁止电信公司索取垄断高价、低价倾销、搭售、拒绝交易和歧视待遇等。[20]
（三）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的法律存在的问题
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的法律规范存在如下问题：
1、规制滥用行为的法律缺乏反垄断法的结构支撑。我国滥用滥督法律散见于多层次法律渊源和多种法中，因缺乏反垄断法的结构支撑，没有统一的原则、结构和协调的保护目标。由于对滥用行为的监督只能通过反不正当竞争、价格监管、行业主管等途径去完成，其意义与绩效都与反垄断法差距甚远。
2、缺乏对支配地位的界定。滥用行为的主体须具有可资利用的市场力量，或者说支配地位。某种行为即使表面上符合滥用行为的特征，如排他性交易，如果其行为主体是中小企业，这种行为可能是有利竞争的，或者，中小企业实施这些行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不会对竞争造成任何损害。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只在第六条明确了强制交易行为的主体，对搭售行为和低价倾销行为则未作主体上要求，造成有的实践部门机械地理解法条，不考虑经营者的市场地位，认为只要有搭配出售商品的行为或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都能认定为限制竞争行为。
3、对于滥用行为的规定太封闭。世界各国竞争法对滥用行为的规定无不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反垄断机构依照国家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并结合个案情况，运用裁量权认定滥用行为。对滥用行为规定得过于具体，不利于对经济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滥用行为加以规制。一切不正当地使用市场支配地位，实质性地损害市场竞争或显著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都是滥用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只确立了四种滥用行为，没有概括规定或兜底条款。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盘剥购买者、排他性交易、拒绝交易、歧视待遇行为因法律的缺位而得不到有效规制。
4、已有的滥用行为规定不尽合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公用企业和其他依法独占企业与在经济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企业分别规定。这种区分主体的方式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公用企业和依法独占经营者实施低价倾销、搭售行为或普通支配企业实施强制交易行为怎么办，显然这个问题不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得到解决。另外，我国现有法律对滥用行为的认定，采用的是"本身违法"原则，而不是"合理原则。"经营只要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除非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列举的几种豁免情况，一般会被认定为低价倾销，因为实践部门会以经营者的行为来推定其"排挤竞争的主观目的"，而经营者又找不到法定事由予以抗辩。关于搭售行为的规定较之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更存在问题，因为在认定搭售行为时，无须考虑经营者的主观目的以及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只要看客观上是否违背购买者意愿就可以了。
5、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完善。虽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低价倾销和搭售行为的行政责任，但由于《价格法》和地方立法已经突破这一点，所以监督检查部门对已确立的滥用行为的行政制裁倒不存在不力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律责任上值得完善的地方主要在于民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受侵害的经营者主张赔偿的权利，但没有规定其要求停止侵害或防止侵害的权利。另外，中小企业力量分散，面对的又是实力雄厚的市场支配企业，如果不给予其必要的激励机制，不利于鼓励中小企业与支配企业的滥用行为作斗争。我国《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补偿性赔偿原则不利于激励中小企业。
三、对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立法的展望
笔者将结合我国正在制定反垄断法的立法背景，对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立法作一展望：
（一）立法的保护目标及模式
讨论规制滥用行为立法保护目标的原因在于，立法的保护目标及模式会直接决定法律具体内容设计以及法律施行者对法律的理解，具有指导性的理论前提的意义，另外，这一问题的讨论也有助于厘清公众对反垄断立法中一些问题的误解。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立法的保护目标及模式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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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的自由与公平-->中小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
要实现经济效率，必须维护市场竞争的自由与公平，故我国规制滥用行为法律首要保护的目标应是市场竞争的自由与公平。市场竞争中的自由与公平是指经济自由与经济公平。经济自由意味着市场主体有权自由进出某一行业或经济部门并自主从事活动，不受非法干预[21]。经济公平则要求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受到公正待遇，不受非法排挤和盘剥。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策略，通过合法的手段参与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企业，最后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这种过程本身并不损害经济自由与经济公平，相反，这正是良好的竞争机制产生的结果。但如果具有了支配地位的企业不正当地利用自身优势妨碍竞争对手的竞争甚至将其逐出市场或阻碍新的竞争者进入，或者利用自己的地位，恣意决定其他经济阶段的竞争、盘剥其他企业，就损害了经济自由与公平，应当受到反垄断的禁止。所以有人说，反垄断法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于该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与蹂躏；它限制的并非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策略等正当商业行为而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及高额利润，而是出于减少竞争压力、长期轻松获取利润的目的，以非正当的方式对于该地位的维持和滥用；它所保护的并非弱小企业的弱小，而是保护它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22]
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立法保护的间接目标应是竞争者的利益，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益。竞争者是竞争活动的主体，规制滥用行为法律通过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来保护竞争者的利益，由于中小企业相对支配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倾向就更显突出。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必然淘汰一些弱小企业，这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但如果中小企业的失败不是市场正常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大企业的非法排挤、盘剥所致，那么这种结果就是不公平的。[23]欧盟竞争法要求支配企业承担保护弱小竞争者的特殊责任，所以欧洲法院指出在滥用行为的认定上，不需要考虑支配企业的主观意图，也不需要考虑支配地位与滥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考虑客观上是否使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所以，只要是支配企业行为所引起的加剧损害或消除竞争的市场结构的变化，就可以构成滥用，即使实现变化的手段并不依靠支配企业的经济力量[24]。我国规制滥用行为法律应借鉴欧盟的作法，强调对中小企业的保护，但法律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应通过禁止支配企业滥用市场优势，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这种保护不能穿越市场竞争机制。只要市场不是封闭的，市场准入不受限制，就不应该剥夺支配企业竞争的权利，或阻止它通过自身的高效率而不是滥用市场地位与其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者竞争。
规制滥用行为法律所保护的终极目标应是消费者的福利，这与整个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应是一致的。[25]日本、匈牙利、韩国和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其竞争法总则或序言中明确表示法律的保护目标之一是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更是将消费者的利益是否最终受损作为界定滥用行为的立足点。经济合作组织（OECD）在其拟定的《竞争法基本框架》"引论"中指出"竞争法的基本目的是改善经济效能，使消费者享受较低的价格、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产品质量。"《框架》将竞争法的目的推荐表述为"旨在维护和促进竞争以最终增进消费者的福利。"规制滥用行为法律通过对滥用行为的禁止，保护市场竞争机制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并通过对二者的保护，达到对消费者利益的最终保护，这就是规制滥用行为法律保护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规制滥用行为立法的两点启示：
1．市场竞争已不存在，中小企业已经被排挤出市场的情况下，要禁止支配企业盘剥消费者的行为。因为保护前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福利，前两者不存在的情况下，更应保护终极目标。规制滥用行为法律应该代替已不存在的市场竞争，要求支配企业按照竞争条件下所期望的行为方式作为。[26]所以，虽然从长远看垄断高价及其他盘剥消费者的行为有利于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但法律仍应予以禁止。
2．规制滥用行为法律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保护竞争机制不受扭曲，来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并惠及消费者，并非直接保护具体市场交易中特定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害。从这种意义上说，本文所称的消费者利益应指一般消费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一种社会公益。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确，支配企业在具体市场中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也可能构成滥用。笔者举例说明：掠夺性定价并不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但由于支配企业通过掠夺性定价将竞争者逐出市场后，可能通过垄断高价来盘剥消费者，即便支配企业不盘剥消费者，其一家独占市场，产品成本降低、质量提高就缺少了竞争的推动，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余地变小，消费者最终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反垄断法要禁止掠夺性定价行为。同样道理，搭售行为所搭售的产品可能物美价廉，多数消费者非但不排斥反而喜爱，但该行为如果损害了竞争，一样受到禁止。
（二）立法对支配地位的界定
各国、国际组织竞争法中，有的并无界定支配地位的明文规定，而是在实践操作中通过判例认定，如美国和欧盟，但多数国家在竞争法中都或概括或具体地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标准，如德国、法国、日本等。但因各国的经济状况、政策目标的差异，各国立法中对该标准的规定又各不相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应在反垄断法中明确支配地位的界定标准。在确立这一标准时，既要立足我国国情，反映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也要借鉴共它国家反垄断法的先进经验。
具体来讲，我国反垄断法所界定的支配地位应包括以下三种形态：
1、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上没有竞争者。这类可以包括我国目前的多数公用企业及依法取得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也包括以后通过竞争而取得独占地位的经营者。
2、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上具有突出的市场优势，包括：
--经营者具有压倒性的市场地位，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竞争。
--消费者、购买者或生产者处于无其它可替代解决途径而对其具有的经济依赖。（参照国家工商局《关于如何认定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经营者问题的答复》，法国《公平交易法》第八条第（1）款第2项）。
--拥有竞争对手不能得到或只能在显著不利的条件下才能得到的生产资料、技术或货源。（参照匈牙利《禁止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第（1）款），这种情况可以包括我国一些国家管制企业、特许开发某种资源的企业、专营专卖行业企业等等，也能涵盖以后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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