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晓东 ]——(2003-5-17) / 已阅41118次

第三，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
人格政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政，以法
统军，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
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
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达“礼以导民”， 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
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梭伦则继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记
载那样：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政期间，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规：9位执政官从那些拥有不少
于10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
明其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财产并且其处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过10岁人中选出。（官员必须为其官
职交保，且担保人资格严格限制。---摘注）……议事会由401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
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30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
人不得任职两次。（对未到会（议事会、公民大会）有罚金制。---摘注）……战神山议事会（元老院---摘
注）为法律保护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
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别长时间的
相互对峙。
他（梭伦---摘注）建立了一个政体，并另行制定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
法令。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上百年之久。根据财产把人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500麦第姆诺户、
马户（骑士）、有轭牲户、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9名执政官、财政官（司库）、
主买官（监契官）、“十一人（狱吏）”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
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公审法庭的权利。……他组建了一个400人的议事会，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
战神山议事会负责保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政体的监督者而存在那样。（梭伦并对早先时候由战神山议事
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任期一年的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
逐9名执政官之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摘注）
从外在表现来看，官子与梭伦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于军，又都将辖下之人分为四等，但他们所取
得的功效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政治渐失效用之时，从社会现实中选择了“引荐”、“挑选”
制之来形成国家管理官员的构成方式。而梭伦则以“级级自选”并互有制约之制来形成其官员的构成方法。
管子将齐人四分并离居定业（以身份为基，但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梭伦则以财产为基将民四分，而
各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要较管子所设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头，则可知华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为
先，部落间的互换为次。每每部落之间发生争端，往往会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渐次形成“以食为天”、“自
给自足”的主要发展模式，而此种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个群体中要有统一意志，综合成有序的规范。故三
代至周形成王为独尊，官员皆归属于王之下。尽管王的中央集权并不能全部贯彻于全部领地，但王在名义
上是独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过曲折的方向来对王的
独权作一番制约。其所用“引荐”、“挑选”都是上位者通过在下位者的推荐，然后根据其意志而选，甚至
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荐而自选。所以其构成之模式是以从上向下的。管子将人四分也是依据其治世之需。
士为谋治之主，故将士列在首位；农为人食的基础，故紧列其次；工商则在当时为主辅的行业，故列三四
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进了此种模式的发展。管子对各民的自身权利未给予强调，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
序怎么稳定。而希腊民族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所示，希腊民族是众多的城邦构成的，以城邦立国，
并且大多数为小国寡民。而小国要自给自足则难度相当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尽靠自产之食来维系，必须
通过各国之间的互换。而互换必然引起人们的流动，推进商业，进而要求行动之自由。故梭伦之改也必然
在其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来格制创新。所以他所采用的“级级自选”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员构成模式，且
官职之间存在制约。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众意。而众意又需有机构来保护，于
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来保护法律。又因希腊民众的流动性较大，其政治之基为全民，物质基础是工商经济，
梭伦必然依据财力将民四分。这更能符合希腊当时之现实。梭伦的立法不仅根据希腊的民风，而且进一步
推动了希腊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为希腊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石。
第四，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官子主张“礼以导民”、“伸张君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政、
循政”来概述。梭伦则主张国民参政，并创立陪审制度来赋予贫民司法权。服政、循政往往是人们处于被
动的地位，故对自身的权利的主张及义务的遵循始终不处于积极状态，而参政使人们能处于政治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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