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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后感

    [ 汪东升 ]——(2011-9-4) / 已阅8142次

    近现代湖南法制思想昭示的吏治思路
    ——读《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后感
    汪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2)

    近代以来,在湘楚文化中尤其是以政治法制文化最为精要,这与近代魏源、曾国藩等人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有莫大关联。为了展现近代以来湘籍思想家们的法制思想,由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兆凯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对湖湘近代代表人物的法制思想展开了系统研究,形成了《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与法治理念》专著一部。仔细品读之下,乃为湘籍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和法治理念所折服,书中以年代为线索,依次列举了近代、清末民初、共产党人及当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与法制有关的真知灼见,有些思想理念对当下的法制建设仍有借鉴意义。作为一本研究湘楚之地思想家法制思想的专著,该书全景式展现了湘籍思想家关于近代法制的睿智思想,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的人物众多,思想论述详实,将不同人物的法制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人研究湘籍思想家近代法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中众多湘籍思想家都提到的治国治吏思想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湘籍思想家的吏治思想为当下治理贪腐,建立廉政吏治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理论支持。在民主与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湘籍思想家们关于官吏治理的有关理论言说,我们有必要提出当下官吏治理的十二字方针:“选得好,用得上,看得住,有保障”。
    一、选得好
    官吏的任用很重要,中国政治体制中一直推崇贤人治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选择良吏,剔除庸吏和恶吏就显得更加重要。清末推崇洋务运动的思想家郭嵩焘就十分强调慎选官吏。他明确指出:“天下之治乱在乎用人之当否。所用贤,则纲纪振饬,法度修明,虽乱世亦可以为治;所用非贤,则纲纪倒置,法度废弛,虽平世亦可以致乱。”并提出了“不以言貌取,不以资格拘,不以人地限”以真才实学作为用人的唯一标准。
    古代,选择官吏的制度有很多,如察举制、科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等,但自唐以来,确立为主要选取官吏制度的是科举制度。虽然到了明代后科举制度日渐僵化,但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和贡献不能抹杀。这一制度给底层平民保留了一定的上升通道,在历朝历代都为国家选取了治国之才,至少可以说是精通儒家学说的人才。
    今日,我国官吏选取制度大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另一类是通过选举进入,前一类适用于底层公务员,后一类适用于领导岗位。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形式,如交流任用,但这些不是主流。故在考虑如何选取良吏的时候,一定要设计好这两个进入公务员的通道,要适当扩大吸收底层人士进入公务员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选取良吏也需要一定的标准,自古以来德才兼备就是官吏任用的最好标尺。有才而无德的人很危险,一旦权力在手就有可能做出损公肥私的事情;有德无才的人很容易早就庸官群体,不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改革创新。故对于德才兼备的人不妨破格提拔,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将有才能的人补充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二、用得上
    选取良吏进入公务员队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的制度能够塑造人,坏的制度能毁灭人。在公务员的使用上,也要遵循现代人事管理规律,做到取其才,用其才,尽其才。否则就会导致人力资源的重大浪费,也会导致公务员队伍里人浮于事,庸人当道,而有才能者不得发挥。清末名臣曾国藩很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认为吏治好坏的关键首先是选人用人,吏治败坏的原因主要是人才缺乏,无才可用,才导致庸才劣才充塞官位。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因量器使”的用人原则。他认为无论才之大小,不分地域,不拘身份,只要有才,都可以广泛搜罗,以期人才云集;在广收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知人善用,要因量器使,用其所长,去其所短,充分发挥其特长。好的人才一旦选入干部队伍,就应该赋予任务,加强人才队伍锻炼,发挥个人创造积极性,明确责任和考核,真正做到权责明确,奖罚分明。
    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公务员个人晋升的需要,要任人唯贤,建立一套能够使能者上,劣者下的官吏晋升制度。这对发挥整个干部队伍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极大作用。“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这句话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它表明了人不断追求进步的进取之心,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在公务员队伍里,经常听到类似于“天花板”现象的诉说,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干部晋升制度还不够完善,没有人尽其用。这也导致了在每次换届时很多官员压力都很大,拼命走穴找关系,寻求突破晋升。毕竟很多情况下职位是有限的,而一旦失败没有晋升希望时,我们的干部就会自暴自弃,选择混日子或者赶紧权力寻租,出现了所谓了“59岁”现象。这也就提示我们在干部任用上不但要选对人,而且要给予晋升的机会,至少要设置一套公正、公开、透明的晋升体制。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曾告诫我们,任何人都会晋升到其不适合的岗位,而对此我们唯一的处理方式是加强学习和培训,以适应新的岗位需求。因此,干部晋升之后,一定要注重培养人才,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是否注重人才培养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三、看得住
    在赋予官吏权力的同时,也要强调制度监管和约束,不能放任权力滥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权力运行中的官吏治理,要对干部进行考察,建立一整套的考核制度,按照考核结果予以奖惩。赏罚必须严明,做到能者赏,劣者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和调动官吏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是最高权力的唯一源泉,人民将最高权力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统一行使最高权力,产生其他国家机构。这种政治体制的好处在于体现人民主权,实现中央集权,但在具体国家机构设置时,没有像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分权制衡,容易导致了权力监督涣散,从而形成了无监督的权力,导致权力滥用而伤及民生国本。由此可见,对官员的监察和对权力运用的监督在我国官吏治理中显得十分重要。
    在政治体制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作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赋予上级对下级更广泛的监督权。赋予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上级监督过失责任,我们也要严加追究。大思想家王夫之就强调严于治上官,反对“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任何时代下级官吏之所以贪贿成风,根子往往是在上面,是由于上级官吏失职或贪赃枉法的结果。如果只惩办下官,而对上级官吏放纵不管,这是亡国之道。王夫之认为,实际情况看,下吏之贪往往与上官的包庇纵容、相互勾结直接联系,下吏充当着上官的“鹰犬”。而事发后,由于上官隐藏在背后,受到法律惩罚的往往只是下吏,上官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又可以逍遥法外。王夫之“严于治上官”的思想在当今的吏治治理中依然有其实践意义,上级监督过失的责任观念应当树立起来,配合着引咎辞职制度,也许能发挥其现代功效。
    权力监督模式除了上级监督以外,还可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将人民监督纳入权力监督体系。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一问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很早就提醒我们注意“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变化”。他认为“到了执政以后的今天,党控制着一切资源,也就控制着人民群众的生命线,官员们就以为可以用强迫命令来迫使人民群众就范、服从,而无须用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社会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执政党的行为。因此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茁壮成长”起来,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警示的话语在今天的有些地方、有些官员身上不幸应验,他们公然叫嚣“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能在与人民群众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有保障
    官吏作为人民公仆,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的同时,也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这样做既是对人民公仆工作的认可和激励,也是预防腐败和权力寻租的良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也越来越富裕,出现了不少的富裕阶层,与他们相比现在我们国家公务员工资其实并不高,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官员心里失衡,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福利,搞创收。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59岁”现象,矜矜业业一辈子到了退休年龄,为了自己“退休后的幸福生活”,选择铤而走险捞一把。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不顾党纪国法,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当然,个人的贪欲是一个很大因素,但除了个人因素,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吏治制度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在贫富分化急速扩大,价值观多元的这个时代,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员们很容易被金钱所腐蚀,加上现在的公务员基本工资不高的情况下,就更为有些人提供了贪腐的借口和理由。想要遏制这一势头,完善吏治治理,除了加强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和思想教育以外,还得加快制度建设,解除公务员物质上的后顾之忧。
    在经济可承受水平范围内,可以借鉴国外有关做法,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实现公务员工资的阳光化、透明化、公开化,取消一切隐形福利,在参考当地工资收入的基础上,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保障其富裕的物质生活,解放公务员身心,让其全力投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建议将公务员工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工资按月发放,另一部分作为公务员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廉政奖励,于公务员退休后发放。并用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规定如果公务员因贪腐或渎职犯罪的,可以没收部分或者全部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廉政奖励。如果在现代吏治治理过程中,多一些这样的制度设置,应该能从很大程度上改善吏治环境,实现廉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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