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1-1-24) / 已阅56514次

　　今天，在台湾已沦为在野的国民党负责人，正力图洗刷执政时期（1950-2000）的一个名词：“外来政权”。这当然与台湾近年来“民主化”、“本土化”的气势有关，更可能与长时期戒严，抹不去的党国体制有关。
　　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国民党输掉中国大陆的政权，与中共隔海对峙。台湾没有被“解放”，既拜东西冷战之赐，也与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党，抱着“毋忘在莒”精神，企图重整大业，雪耻“复国”的努力有关。[46]法理上，1947年国民政府行宪后，党国体制不再，但有几个因素使迁台的国民党政权，仍摆脱不掉大陆时期的“遗产”：一、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延续了大陆时期的法统。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总统职，形式上宣布继续实行宪政，中央政制五院、国民大会均不改变，地方推行地方自治并进行省市民意代表的选举。不过，由于情况特殊，总统由蒋介石长期担任近30年，党、政、军大权在握，也不能免除个人崇拜。最高民意机构，以国民党籍占绝对多数的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长期留任达四十四年，被称为“万年国会”的“老贼”。这样以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实与政党政治有很大落差。二、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中共的“解放”叫嚣、地下活动（匪谍）的文攻武吓，复有台独势力、台湾地位未定论者的威胁。为此，除了维持宪法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外，更于1949年5月20日起实施戒严达三十八年之久。戒严体制下的民主，徒具形式，人民的言论、思想、行动、组党等自由，深受限制。三民主义加上反共抗俄的国策，形成牢固的意识形态，军、特、警权力超越法治范围，形成白色恐怖，台湾一时未能去除党国体制的阴影。三、这时期的权力中枢是国民党，由于抗共失败，国几不国，党几不党，乃有党务的“改造”。1950年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国民党反而向中共吸取严密组织经验，重拾列宁式的治理原则，自命为“革命民主政党”。民主一旦加上革命，政党一旦具革命性，离民主就遥远了。[47]
　　198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的巨变，也直接冲击国、共两党。1976年毛泽东过世，1978年邓小平时代登场。邓虽坚持毛思想的正统和共党专政，但在理论上已背离“不断革命”论，以“改革”、“开放”作号召，要求党、政分开，开始摆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在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改善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基础上，不造神、不搞阶级斗争、不玩群众运动，恢复市场经济，实行政、企分离，引入外资企业，私有财产空间愈来愈大，民间自主活动领域也见扩张；“新中产阶级”出现，有无可能形成西方推动民主的中产阶级，仍待观察。不过这些经济发展策略，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显然对中共党国体制带来不小的冲击。显著的事实是，至今中国大陆各级“单位”的控制力大大减弱、群众运动停歇、“告别革命”之声四起。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力也有削弱之势，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大见消退。虽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牌仍高高挂起，毕竟此时“党国”，已非彼时“党国”。
　　在台湾，蒋介石时代（1950-1975）施政目标是建设台湾、光复大陆，偏重稳定发展、厚积国力，政权开放的程度有限。蒋经国时代（1978-1988），由于经济繁荣，政治参与呼声高，逐步开放政权。1986年9月，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成立；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令；1988年1月，正式开放党禁、解除报禁。人民获得组党、集会、出版、言论、思想的充分自由。蒋经国更扬弃个人崇拜，走向民众，他逐步施行民主，给台湾带来的不啻为一场“宁静的革命”。李登辉时代（1988-2000），以台湾人出任总统，强调民主化、本土化，1991年5月宣布终止动员戡乱，废除宪法临时条款及增修条文，1992年国民大会、立法、监察委员全面改选完成。1993年8月，国民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党章，明确定位为“民主政党”。至此，不论在口号上、实质上，国民党都扬弃了百余年来的革命魔咒。[48]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民主化的结果，使台湾真正告别了党国体制。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赢得了总统选举，更大的意义是在中华民国执政近七十二年的国民党沦为在野党，“政党轮替”，台湾正式宣告进入“政党政治”的新时代。
　　五、结论
　　2005年6月16日，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员直选党主席，结果马英九当选。这是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在2000年政党轮替变身为在野党，化革命政党、支配型政党为普通政党、民主政党后，再写民国政党史的新页。其意义是见证二十一世纪民主潮流，也为国民党带来生机和中兴的希望。[49]更重要的意涵是：只有党内民主，才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政党，才可保证民主政治的落实。
　　如果说2000年台湾的政党轮替是中华民国走向民主政治的里程碑，那么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由帝制转型到民主，至少有三次重大的转折（附图三）：
　　1911年辛亥革命是政治转型第一阶段。此前是传统帝制，此后是西方政党政治的移植与试行期。民初几可成真的民主政治，被具有现代性的集权主义者袁世凯击垮，[50]接着南北分裂，文人、武人各挟国会、党派作政治权力分赃的缠斗，民主沦为政争手段，最后由蒋介石率党军收拾残局。这是西方政党政治移植的第一次挫折，也是由帝制转型为民主政治的首次失败。要解中国政治困局的仙丹妙药，国民党、共产党都找上了苏联。
　　1920年代，国、共两党均向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取经，都得到列宁式政党组织的秘方。政治动员型的革命会导致党治国家（party-state）的兴起，[51]在苏联如此，在中国亦然。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1928年国民政府宣布实行训政，中国政治转入了“党国”体制，这是近代中国政治由政党政治转型的第二阶段。国民党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治”是什么样子？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果夫有切身经验的描述：“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外表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52]与同一时期学习苏联模式的中共比较，中共模仿列宁式革命政党是形神俱似，而国民党则是貌似而神异。[53]即使到抗日时期的党国战时体制，国民党也还说不上是组织完好、具高度动员性与渗透力的革命政党。此其中实含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党治（训政）实乃对清末、民初（五四）民主宪政要求的否定；其次“训政”是予人民以行民主宪政的“政治教育”的意义，根本上是过渡的，阶段性就不宜维持太久。结果国民党二十年的训政政治，既非民主，又以民主宪政为目标；有求专政之实，又不能在理论上作此主张。于是，明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合一的中共，终打垮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
　　1950年代，因为国共斗争的结果，造成了两个党国。一如前述，中共自20年代自苏联移植列宁式的党组织，从江西到延安，它具备了对手国民党政党体制的所有特色，包括民主集中制、一党专政、领袖崇拜等，更有超越之处，例如有更坚实的底层，更具魅力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掌权后，40年代起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革命政党尤具动员群众的能力和渗透力的基层组织，最后终能赢得政权。50年代之后近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一个以党国消融社会，“以党代政”真正的党国确在中国出现。相对的，实行宪政的国民党政府，局处台湾，在东西冷战、内外威胁下，一时还难脱党国政治的阴影。不过，到了80年代，世局巨变，中共的党国体制渐见动摇，台湾则在1987年解严之后，民主政治大幅迈进，1980年代终究走上第三阶段，完成由党国体制演变为民主政治的转型。
　　从1920年代党国体制逐渐成型，逐步蜕变到民主政治，前后将近八十年的历史看来，党国体制或许可称为一种“革命式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它的确提供近代国家组织形态，讲求高度动员和效率，也促使国家走上工业化、军事化，正与高涨的民族主义合拍。不过，同样也可以造成政权的专制化、恐怖化，但毕竟不能达到民主化。[54]由传统帝制到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从党国体制走到政党政治，当然需要一点时间：英国1640年爆发革命，推倒专制国王，到1688年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王朝，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前后48年；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75年通过宪法成立第三共和，为时86年。中国辛亥革命，帝制倾覆，到1980年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行政党政治，费时近八十年，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理应成熟。其次，实行政党政治也需要环境的配合，过去的经验显示当权者的态度相当重要：执政的政党如能勇于放弃革命属性，走向民主；如能体认多党竞争胜于一党政治，如能以自由市场经济取代国家控制的经济，如能让人民日常生活浸润在民主的氛围中。那么，真正民主化时机的到来，就不会远了。
　　注释：
　　[1]“革命式的现代化”一词是借用陈明明的说法，本是形容1950年代后共产中国现代化的模式，但如果就突显“党”在治国中的角色言，也可用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转型过程。参见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之间〉，《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2002年10月，页227-261。
　　[2]相关代表性的著作，如王世杰、钱端升合着，《比较宪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民国政制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39）；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平心，《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海：进化书局，1946）；董霖，《战前之中国宪政制度》（台北：世界书局，1968）；罗志渊，《中国宪法与政府》（台北：正中书局，1976）；陈端云，《现代中国政府》（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史远芹等，《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王兆刚，《国民党训政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国外的研究，例如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g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Robert .E. Bedeski,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日文較新的著作，例如家近亮子，《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日文本2002年；中文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田中仁，《1930年代中國政治史研究：中國共產黨の危機と再生》（東京：勁草書房，2002）；西村成雄，《20世紀中國の政治走向：中華民族的“國民國家”の凝集力》（東京：青木書店，2004）；石島紀之、久保亨，《重慶國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等。
　　[3]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2。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着丛刊》，册10（台北：宏业书局，1976），页43-82。
　　[4]晚清议会制度的引介与移植问题，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5章，页277-295。
　　[5]这一方面的讨论，可参考茅家琦，〈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期1，页65-73。
　　[6]1912年胡汉民、李烈钧二督都不赞成中央集权，其中当然有权力的斗争因素，也有外国的经验。例如1905年俄国会之覆辙，有“在上者稍存野心，将复返帝制”之虑。胡后来主张采“有限制的集权说”，以调和争执。见胡汉民通电，上海《民立报》，1912年6月8-9日。
　　[7]严复，〈辟韩〉，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册1，页34-35。
　　[8]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1912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讲，《国父全集》，册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3），页214。
　　[9]有关民初政党移植的讨论，参阅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10]费孝通，《乡土重建》（台北：文侠出版社，1973），页163。
　　[11]费孝通的分析，参见前引书，页160-162。中国绅士的传统社会角色，可参见张仲礼着，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1）。
　　[12]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收入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41），册2，页43。
　　[13]这方面，郑观应的《盛世微言》，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陈虬的《治平通议》等均有所发挥，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页306-315。
　　[14]多半的研究者，认为晚清以后地方绅士流向都市，新知识分子脱离与乡村的血脉关系，地方权力真空，反为社会边缘人物所掌控。参见费孝通，《皇权与绅权》，页140-147；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第3章，页117-146；许纪霖，〈近代中国变迁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期3，页84-87；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5]参见林尚立，〈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页152-154。
　　[16]所谓党国体制，依照政治学者Giovanni Satori的归纳，可指涉20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及法西斯思想的一种统治类型。党在理念上确认自己与国家是紧密而不可分离。党掌控官僚、军警等国家公职系统。国家内部不存在独立次级系统的多元竞争与自治力量，成为一个封闭系统。见Giovanni Sa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2-47.
　　[17]参考费约翰的分析，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5. 中文译本，见李霞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北京：三联书局，2004），第5章。
　　[18]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前引书，页276-277、298-299。列宁式政党的特质：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模式、一党专政，对国家及社会均具支配地位、领袖崇拜、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以暴力夺取政权、有功能及地域性的组织方式。政治学者郑敦仁认为国民党是“准列宁式政党”（quasi-Leninist party），社会学者金耀基认为国民党外型为列宁式政党，但具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得万(Hans J. van de Ven)认为国民党堪称为中国第一个列宁式政党。见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July, 1989), pp.471-499; Ambrose Y. C. King, “A Non-paradigmatic Search for Democracy in a Post-Confucian Culture: The Case of Taiwan, R.O.C”, in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135;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56.
　　[19]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页43。有关中央政治会议职权的讨论，还可参考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卷1期4，1937；关志钢，〈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雏议〉，《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4，页138-15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2003），页152-155；王兆刚，《国民党训政体制研究》，第2章，页66-83。
　　[20]语出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卷1期12，1936年10月。
　　[21]俄苏维埃政权初建，布尔什维克党与政权的执行和决策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后因人数膨涨，中央全会变成泛泛的政治讨论会。故从1919年俄共（布）八大始建政治局，使决策权移到人数较少的政治局，其成员最初包括人民委员会正副主席、共产国际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真理报主编、俄共中委会书记处书记等。这个机构大小事都管，成为真正意义的最高政府权力机构，即列宁所讲的“寡头政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卷4（济南：人民出版社，1972），页203。
　　[22]胡汉民说：“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因为干预行政，政府、党部就变成了双重衙门。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助政府之所不及！”胡汉民，〈推行地方自治是建设国家的础石〉，1930年1月24日讲，《胡汉民先生全集》，第3册，页609。蒋介石也主张：“党员如对行政不以为然，则当就其意思而忠告之；忠告之不听，则呈其意见于上级党部，而弹劾之；弹劾之无效，则用中央职权而改组之；而其最要之标准，则党员党部绝不能直接加以干涉，或处置政治。”见〈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会议纪录〉，铅印本，页163。
　　[23]胡汉民，〈党部在训政时期的责任〉，1930年3月3日在立法院讲，《胡汉民先生全集》，第3册，页185-186。
　　[24]参见张超，〈国民党虚领下的南京蒋介石政权，1927-1937〉，《武汉大学学报》，卷58期3，2005年5月，页319-325。
　　[25]胡汉民，〈党治的政府〉，1928年12月1日讲，《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页400-401。
　　[26]地方党组织，1931年省市党部7处，1935年13省市有党部；基层更差，河南1937年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县党部，湖南1934年12月只有半数的县有县党部。下层党部进行“教”的工作，变成唱高调、喊口号、贴标语的衙门，见〈对于以前各县党务工作的观感〉，《江苏党务周刊》，期6，1934年5月。1937年国民党中央派张道藩、李庸之等赴贵州发展党务时，为省长周西成逮捕入狱； 云南龙云把持党、政、军、经各方面的权力，人所周知；山西阎锡山于1931年借故施行查封省党部达七年之久，1939年恢复后，仍受严格控制。见张超，〈国民党虚领下的南京蒋介石政权〉；陈明仙，〈我所知道的贵州党务〉，《贵州文史数据选辑》，1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页137-144；孙代兴，〈滇军军阀始末简述〉，《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页63-69。
　　[27]〈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3日，影印本。同年4月1日〈日记〉中说：“本晚大会推余为总裁，惶恐惭愧，明知责任重大，然不敢谦辞也。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
　　[28]战前军委会非常重要，享有与五院平等的地位，但其职能与机构是很有限度的，只有为执行其正常军事职责参议所需的机构。而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参议院等虽受它监督，却是单独组织，不受其直接辖制，军政部则为行政院的一个部门。但抗战后，军事委员会之下组织了几大行政部门，不仅有军令部、政训部、政治部，而且还有新闻检查局、运输部和重、轻工业部，其机构较之国民政府其它直属机关都庞大。这表明军事委员会已包揽部分行政部门的基本权力，并且，军政部成为一个双重组织，既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又是行政院的一个部门。同时军事委员会还有若干直属单位。这样，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剥离，促成了国家权力的逐步集中，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权力的集中。见刘会军、郑礼丽，〈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权力的核心结构：党政军一体化〉，《中国现代史》（影印资料），2003年2期，页35-39。
[29]王赣愚认为中国在抗战时期党政军三大系统之外，加上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却不能扮演“行政总枢”的角色，原因是参加会议人数过多，议案常涉琐务，发令不能统御全局，见〈关于我们的战时行政〉，《大公报》，副刊，战国15期，1942年3月11日。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及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均指出国防最高委员会常会常成联系调和场所而已。据刘维开的研究，国防最高委员会常会1939-1947年间通过1073件决议案，其中以行政方面为多，军事议案很少，党务几乎没有。同时会议的效力反而不如蒋介石自己在官邸主持的非正式党务会谈、党务干部会谈、军事会谈等。見劉維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收入石島紀之主編，《重慶國民政府の研究》，頁21-36。
　　[30]1936年蒋任行政院长兼军委会委员长时，政府的真正实权所在，始终是围绕着蒋委员长转的。何廉曾指出，蒋委员长不仅是行政院的头，军事委员会的头，党的头，如果化成实权来说，他是“万物之首”。见何廉口述，《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页115。
　　[31]〈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27日，复印件。该日的记载说：“最后决定权不可常用，非万不得已或有多数反对意见时而一用之，若平时共同一致时更不必用矣。领袖处事未定之事应先洽商下问，既定之事则可授意或通告，使之明了意图也。”
　　[32]〈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4月1日，收入林泉编辑，《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页261-262。
　　[33]吴铁城语，转引自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2，页245-246；省级以下的党政关系在实际运作上的问题，可参考《王子壮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册8，1943-44年部分。党的下层困境的分析，参阅王奇生，前引书，页284-316。
　　[34]William C. Kirby,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the Chinese Party-state, 1928-1958”, in Merle Goldman and Andrew Gordon e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1-237.
　　[35]戴季陶语，见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上海：广益书局，1929），页183。
　　[36]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邀请中共周恩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航业巨子卢作孚任交通部次长，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安徽省粮食厅长均为例子。
　　[37]中共七参政员，〈我们对于参政会的意见〉，《新华日报》（汉口），1938年7月5日；陈启天意见转引自徐彦，《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186；有关国民参政会之运作，见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台北：东华书局，1988），页223-226。
　　[38]参见荣晓燕，〈国民党抗战时期政治体制述评〉，《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期4，页31-35。省市以下战时民意机关的研究仍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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