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乾龙 ]——(2010-4-21) / 已阅48105次

（一）刑罚功能与目的
　　刑罚是由国家审判机关依照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具体而言，刑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刑法中制定的赋予“刑罚”名称，用以惩罚犯罪人，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并由特点机关执行的最严厉的强制方法。①它因犯罪而产生，又对犯罪予以否定。强制性和惩罚性是刑罚的本质属性。而这些属性又是其他法律制裁措施所缺乏的。正是因为它的这两个属性，使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功能：（1）剥夺、惩罚与教育改造犯罪人。惩罚是刑罚固有的、本质的属性。判处刑罚就意味着接受惩罚。国家通过限制和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丧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使犯罪人遭受身体、心理以及道德等方面的痛苦，从而达到防止其再犯的目的。但惩罚并不是唯一目的。刑罚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罪犯改过自新。罪犯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所以在看到刑罚的剥夺与惩罚的功能的同时，应更加强调其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功能，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根本保障。（2）安抚被害人。被害人及其亲属应为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和痛苦，在一定时期具有一定程度的复仇需求，希望犯罪分子能被绳之以法。因此，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能满足被害者的复仇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有利于平息愤怒，恢复已被破坏的了社会秩序。充分发挥刑罚的安抚功能，对于声张正义、培养公民的法律信念和法律情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威慑危险分子和教育鼓励守法公民。在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给犯罪分子带来痛苦的同时，社会的危险分子能因直面刑罚的严厉而考虑犯罪成本和风险，进而对其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惩罚犯罪分子表明国家打击犯罪的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鼓励教育广大的守法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次序，维护法律尊严，敢于和犯罪行为做斗争。正是因为刑罚的适用具有上述三大功能，才使得其能同时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最终实现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功能的转变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相对于一般刑罚制度，只是由于主体为身心发育不完全的未成年人而将其从一般的刑罚制度中抽取出来，其必然具有一般刑罚制度的惩罚改造、安抚教育的社会功能。但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各项身体机能尚不够成熟，思想单纯幼稚，缺乏足够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对客观环境具有易感性，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往往为一时的感性冲动或一己私欲而以身试法。正如贝卡利亚所言“物质世界对人们的诱惑太大了，以至一些人想入非非，在不良因素的强烈诱惑下，不良意识变得强化，遇到适当时机就会犯罪。①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除了主观原因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这也是为什么离异家庭的孩子较正常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的原因。他们一方面是侵犯别人权益、破坏社会安宁的加害者，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不良环境影响的受害者。因而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一方面强调刑罚的惩罚与剥夺功能，另一方面应具体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避免让未成年人承担社会应该负担的责任，以维护刑罚的公正性与公平性，体现刑罚人性化的一面。此外，未成人由于尚未形成稳定的思想意识，较之成年人而言，更容易对其进行改造，实现刑罚改造的功能。正如前苏联生物学家巴普洛夫所说的：“用我的方法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经常的得到的最主要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种活动的高度可塑性及其巨大的可变性；任何东西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影响的。只要有相应的条件，一切总是可以达到的，并且向好的方面转化”，②何况未成年人具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将刑罚的功能由惩罚剥夺为主转化为教育改造为主，尤其是学习型的改造更为重要。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在具备一般刑罚的功能时，更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且此处的改造更多是强调学校型改造，弱化劳动改造，通过这种有效的矫正方法，改变犯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恢复其作为人的理智。①也就是说，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严格按照刑事法律以及相关部门发的具体规定，针对不同的犯罪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措施。
　　准确定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有效发挥刑罚功能，实现刑罚目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报应刑论主张对犯罪人的刑罚惩罚，强调恢复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秩序；而功利刑论目的是刑在于防止犯罪，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只有当刑罚的实施足以防止未来犯罪的发生，该刑罚制度才有意义。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尤其其身心发育不够完善，辨认和控制能力差，因此对此类犯罪人应确立以教育刑为理念的刑罚观，多用轻缓的刑罚或非刑罚方法，以实现刑罚功能由惩罚性向恢复性功能的转变。
第二章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反思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共合体，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也逃脱不了这一必然规律。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刑罚体系为基础而建构的，在考虑未成年人特殊性的基础上对相关具体规定进行了部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较适合未成年人，比如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不适用死刑；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等等。这一系列规定表明在某些方面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特点，较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某些制度的严格规定使得其自身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僵硬性，下文拟通过对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制刑、量刑和行刑三方面的分析，反思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从而为有效重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奠定基础。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制刑现状之剖析
（一）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予适用死刑
　　我国现行刑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刑的种类如下：(一)管制；(二)拘役；(三)有期徒刑；(四)无期徒刑；(五)死刑”；第三十四条规定“附加刑的种类如下：(一)罚金；(二)剥夺政治权利；(三)没收财产”。同时第四十九条又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即在刑种的适用上，明确排除了死刑，而将其它刑种均囊括在适用范围之内。笔者认为，明确规定对犯罪人不适用死刑不仅符合刑罚的轻缓化与刑法的谦抑性，且充分考虑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生理、心理不够成熟的特点。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具有很强的冲动性和突发性，大多数犯罪都是意气用事所引起，绝大所数并非蓄意为之，其主观方面的危险性较小，再者未成年人容易接受改造，若对其直接执行死刑便断绝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机会，剥夺了未成年人重返社会的权利。因此，我国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不仅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且与世界立法潮流也是相吻合的。
　　但其他的刑种在适用方面并未排除未成年犯罪人这一主体。不论是管制，还是拘役与无期徒刑，抑或是如罚金等附加刑，都一律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且相关的具体条件未作任何修改或者特别规定，完全忽视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二）刑罚制度适用对象为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现行刑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任何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负刑事责任，其他犯罪行为并不适用于该年龄阶段的人；而对于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则对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即十四周岁以下在我国是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即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不管其行为性质如何，主观恶性如何，一律无条件的不得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无疑为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设置了一道“免死金牌”。然而，随着未成年人早熟以及犯罪现象日益严峻等情况，该规定的弊端不断凸现出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刑罚的广度，适当降低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成为当前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量刑现状之分析
（一）从宽处罚原则可操作性不强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要求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坚持从轻减轻的处罚原则，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较轻的刑罚，或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相应的刑种和刑期。至于具体是从轻还是减轻处罚，必须结合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定情节以及其它的酌定情节，如是否有悔改表现、是否有自首情节等因素，再决定具体的从宽处罚幅度，做出具体的处罚措施。这一规定充分贯彻和体现了我国“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方针，有利于打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从宽处罚原则为明确适用的范围和可以从宽的幅度，规定不明确，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操作性不强。所谓从宽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从轻、什么情况下减轻，以及从轻减轻的具体幅度又是多少，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由于缺乏操作性强的具体标准，法官在实际审判中难以把握，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易出现同种案情处罚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影响法律的公正性与稳定性，法律的严肃性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二）量刑标准较具体明确
　　我国现行刑法第61条关于“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是对于一般犯罪人量刑标准的一般规定，而忽略了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重点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令人欣慰的是，随后最高法出台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弥补了这一缺陷，其主张对未成年罪犯量刑时应当在结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强调对于未成年人案件在“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①，积极发挥社会调查在认清案情、审理未成年犯罪人案件时的积极作用，为合理合法的准确量刑提供有力依据，实现量刑制度的规范化、客观化和具体化。
（三）累犯效力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
　　所谓累犯，是指由于犯罪已经受到过一定的刑罚处罚而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人。一般而言，构成累犯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相对初犯较大，①其再犯行为不仅标志这前次改造的失败和刑罚目的的未实现，且更为严重地对法律尊严构成挑衅和危险，影响着法律权威的树立。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威慑潜在的犯罪分子，避免其藐视法律而将犯罪倾向转化为现实，鼓励犯罪人改过自新，防止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②我国刑法严厉打击累犯。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第六十六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由此可知，累犯的效力适用于一般犯罪主体，即所有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已经因犯罪行为受到过一定刑罚处罚的行为人，这其中必然包括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犯罪人。换言之，对于未成年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五年以内如再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时，应当从重处罚。这无疑忽视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等特殊性，其相对于成年人而言有更强的可塑性，且其人身危险性也远远小于成年犯。因此将累犯效力完全适用于未成年，剥夺了其减刑与假释的机会，忽视了其与成年犯的差异，错误理解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教育改造的刑事指导方针，不仅不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违背了国际社会一贯主张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造成了国内刑事立法与国际脱轨的局面。
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行刑现状之评析
　　刑罚执行是指有行刑权的司法机关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具体而言，未成年人刑罚的执行涉及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减刑、假释以及监外执行等相关问题。
（一）缓刑制度适用条件苛刻
　　作为国家保安处分和刑罚两个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大抗制犯罪的支柱的“特种的刑罚手段”的缓刑，最早被采用于1870年的波士顿。①各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主要有刑罚暂缓宣告、刑罚暂缓执行以及暂缓起诉三种形式。我国现行刑法中提及到的缓刑是一种狭义的缓刑，仅指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的不予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一般情况下是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在考验期间没有发生法定的应予撤销缓刑的事由，原判刑罚即可以不予执行。而对于在战争时期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而宣告缓刑的军人，如有立功表现，则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③
　　由于缓刑适用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未成年犯罪人包括在适用对象之内。同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缓刑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价值更大，其在防止交叉感染、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返社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刑法条文对于缓刑适用条件的设定并未有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自身的特殊性而作出与成年犯罪人相区别的规定，只是在法律效力较低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予以了放宽，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并且进一步规定了“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初次犯罪；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具备监护、帮教条件”。但该规定从深层次上讲并不是对未成年犯罪人所作的特殊规定，一般而言具备解释中条件的成年人在实践中也是暂缓执行刑罚的。相反而言，适用于成年人的严格条件并不能在更广范围内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权利的实现，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放宽适用缓刑的条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免刑制度存在立法空白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对其给予从轻减轻处罚，但关于 “免除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刑事立法方面并未涉及而是一片空白，这就排除对未成年犯罪人免予刑事处罚的可能性，使得部分可罚可不罚的犯罪人由于缺乏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的依据而不得不罚的司法尴尬。在随后颁布的《解释》中主张对于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人，如果其悔罪表现好，并具有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该6种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②这较为合理地弥补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空白，符合我国传统主张的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目的主张，化解了司法实践中的两难局面。
（三）减刑与假释未予放宽适用
　　减刑即人民法院附条件的对原判刑罚予以减轻处罚的制度，其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在刑罚执行期间有悔罪或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而假释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悔罪表现，在原判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制度。对于减刑和假释这两种不同的刑罚制度，只要符合其适用的一般条件，未成年犯罪人都可能被减刑和假释，但联系未成年犯罪的具体特点，如严格按照成年人的相关做法去实施，必然存在某些不足。由于我国刑法典是典型的“应对成年人犯罪的法典”①，现行刑法并没有在刑罚执行方面对于未成年人做出特殊规定。虽然《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适用标准上对于成年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法律框架下适当放宽。既便如此，联系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具体情况，该放宽不仅缺乏可操作性，对于放宽的幅度的规定也未能在更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四）非刑罚处置措施单一
　　具体而言，对于情节比较轻微、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小、可以考虑免于刑事处分但又有必要给予一定处罚措施的犯罪分子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放弃刑罚干预而采取宽松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的处分方式。②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赔偿经济损失、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由于我国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同时适用一部《刑法》，这六种非刑罚处罚方式必然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从整体上而言，其可以作为刑罚体系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刑罚的适用而代之以非刑罚处理措施，有效地矫治了未成年犯罪人，避免了监禁刑造成的交叉感染，在很大程度上补偿和安抚受害人及其家属，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现有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过于单一，且规定零散，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刑法典更是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专门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规定，其它具体的鲜有涉及，使得法官在司法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更多的比较适合未成年犯身心特点的非刑罚处置措施，而在可以免除刑罚处以非刑罚的案件中只能对未成年犯判处与其实际犯罪情况不符的加重刑罚或者过于轻缓的免除刑罚的一方了之，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也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冲击，不仅不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和教育，且也易使让广大公民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影响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章 重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重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必要性
（一）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存在缺陷
　　综上所述，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刑罚制度为蓝本稍微修改而形成的，不论是刑罚的立法体系、刑罚的裁量还是刑罚的执行上，其都凸显出了一定的弊端。虽然从其他相关部门法中依稀可以看到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给予的特殊保护，而非完全忽视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宽容与关怀的人道主义精神，符合我国积极主张的“教育、感化、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方针政策，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原则。如强调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较好地体现了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未成年犯处罚轻缓化的刑罚理念，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起步晚，传统惩罚与改造的刑罚论的影响，以及其终究是以成年人的刑罚制度为基点而搭建的，某些细节规定必然存在者不适用于未成年人具体情况。不仅与未成年人实际不符，且也与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也不符合我国一贯主张的“教为主，惩为辅”的未成年人工作方针。
（二）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存在缺陷那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其已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才尤其强调重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呢？笔者认为这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不断低龄化和严峻化的形势所迫。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基本上保持攀升状态，占全部刑事罪犯人数的比例越来越大。（如图一）
①
　　同时犯罪年龄也呈下降趋势。犯罪主体低龄化日趋严重，未成年犯罪的人数在大幅度增长，其中14至16周岁低龄犯罪。有关学者通过对开封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从2004年到2009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多，2004年为18人，2005年为23人，2006年为27人，2007年为29人，2008年为30人，2009年为52人。②从对我国2000—2002年未成年人犯罪分析，14—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分别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12.21%、14.63%、15.31%，③所犯罪行较严重，大多为抢劫和盗窃等财产型犯罪，同时强奸罪的比例也较高。一般而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手段比较恶劣，在现阶段逐渐呈现暴力化、团伙化、趋势，拉帮结派表现也较为突出。

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可行性
（一）未成年犯罪人易于改造
　　根据上文所述，未成人犯罪的主体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于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在情感上大多数追求生理需求和感官刺激，时常为了贪求短暂的快乐和意识的刺激，不惜铤而走险，公然藐视法律，并且情绪容易波动，常常因为一时冲动而犯错误。他们在存在辨别是非、控制自我能力差的问题的同时，在认识方面又具有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的灵敏性，可塑性强，易于被改造。且其认知人能差，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一般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其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大大低于成年犯。这必然使得我国当前依仗成年人刑罚制度而存在的未成年人刑罚制度难免存在某些缺陷，因此对原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修改，完善相关规定，重新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成为我国当前的理性选择。
（二）国际相关立法成果显著
　　由于联合国一直以来大力主张人权保护，积极倡导关注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其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颁布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准则等相关规则，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7.1d），禁止酷刑，强调非刑罚处罚，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和隐私的保护，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国际社会逐渐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而更为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不仅坚持刑罚的适当性，还要注意将其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刑罚处罚应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主张刑罚的轻缓化，倡导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这些规定从实际效果来看，不仅很好的实现了刑罚的目的，且有效地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其改过自新。与国际接轨，不断吸收国际先进做法和经验一贯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上述很多关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制度由于其先进性和合理性必然也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借鉴，很好地弥补现行制度的不足。
第四章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
“鉴于未成年人身心状态的不成熟，为了其改过自新，施以与成年人不同的特别处遇，乃是世界倾向。”③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已初具雏形，相关内容的规定也颇为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同时较为灵活的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具有中国宽严相特色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效地结合起来，但如前文所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仍存在部分不足，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容忽视。联系上文所涉及到的缺陷与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从制刑、量刑以及行刑相关方面逐步予以完善，从而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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