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检察日报
就崔英杰案令人关注的量刑问题，本报记者今天采访了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徐焕。
起诉罪名为什么由“故意伤害（致死）罪”改为“故意杀人罪”？
记者了解到，崔英杰案最初是以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被移送到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的，但是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开庭审理时，该院是以“故意杀人罪”指控崔英杰的。
“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和他的手碰了一下，就以为他要抓我，所以随手一扒拉，当时不知道扎在什么位置。”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庭审时，崔英杰曾经这样解释自己没有杀人的故意。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也在法庭上辩护称，崔英杰在逃到天津后还向朋友发短信息询问李志强伤情，可以证明崔没有杀害李的故意。
“刺的是颈部，刀把都断了！”徐焕告诉记者，崔英杰刺被害人的行为，力度较大，刺的是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伤及被害人右侧头臂静脉及右肺上叶。作为一个成年人，崔英杰应该明知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对死亡结果的发生采取了放任态度，“应属于间接故意杀人”。
徐焕表示，同时可以佐证“放纵死亡结果”的还有崔英杰事后的一些言行。比如崔英杰对朋友说的“李志强可能够呛”，以及崔英杰既顾不上被收缴的三轮车，也不理会距离他不到３００米的父亲，立刻花４００元打的逃到天津。
那么，判处崔英杰死缓，是否因为他有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呢？徐焕解释说，法院可能基于以下考虑：崔英杰是间接故意杀人，毕竟和“希望”他人死亡的预谋杀人等行为不同，其主观恶性要小些，所以量刑要轻些。
“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给我们压力。”徐焕表示，他也了解到网上一些言论，对于有网友担忧的检察机关遭遇压力而变更起诉罪名的说法，他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对于起诉罪名的更改，“我们是严格依据法律和事实办案的，不会受舆论左右”。
妨害公务罪在起诉书中有无体现？
“首先应该证明‘城管’是依法成立的行政机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夏霖向法院发出３封调查函，要求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适格的行政机关。夏霖认为，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成立没有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
“接到案子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就开始调查这个问题了。”徐焕告诉记者，他在办理这个案子以前对城管的性质也并不清楚，而“妨害公务罪”的首要问题是是否存在“公务行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同时考虑到这个案子庭审时会对群众的普法有好处，他们做了细致的调查。
检察官们查明，１９９７年，北京市宣武区率先成立了城管执法监察队，此举得到国务院的认可，１９９７年国务院法制局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发出７７号文件，同意北京市宣武区设立城管执法监察队的做法。１９９８年７月，北京市政府制定《关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扩大区域的通知》，据此，成立了北京市海淀区等城管执法监察队。“所以，本案被害人李志强所在的海淀区城管大队，是北京市政府授权的执法部门。”徐焕说。
“根据司法解释，对妨害公务罪的客体即公务人员，应该作范围扩大的解释。”徐焕告诉记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的司法解释，“公务人员”不仅包括立法时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包括了司法机关、计划生育、烟草专卖、工商管理等方方面面的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崔英杰犯罪行为具有妨害公务性质，毋庸置疑。”
“故意杀人罪和妨害公务罪想象竞合，应该从重选择前者。”徐焕解释，在刑法理论中，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应该按照较重的罪名定罪，这叫做“想象竞合”，崔英杰的行为正好符合这种情形。“判决书对崔英杰妨害公务的行为也予以认同。”（本报北京４月１０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