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缉令”行走在违法边缘 争议还在延续
在法院和网络之间，程燕选择了后者。
2008年3月15日，因债务纠纷，她在“西祠胡同”里发表了一篇《请大家看看并揪出这个女骗子》的帖子，直斥一名叫余倩(化名)的女子以谎言向亲朋好友借款200多万元，挥霍于南京各大娱乐场所。
文中不仅详细阐述了余倩的行骗手段和过程，还罗列了其身份证号码，毕业院校等信息，甚至附有余倩的数张生活照片。
此帖一出，唤起网友“热情”无数。
中华心理教育网在第一时间制作了一张“网络通缉令”，随即，更多关于余倩的信息和照片被公诸于众。
债主讨债无奈选择“网络通缉”
2007年10月10日，给程燕写了张七十五万元的借据后，余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程燕在寻找她的过程中，更多的债权人“浮出水面”，余累计借款金额达到200多万元。
据程燕介绍，从2006年10月起，余倩采用炫耀家境优越，借口自己所创的公司资金需要周转等手段，屡屡向熟人“伸手”。到2007年4月，余的朋友们纷纷开始生疑，余以拆东墙补西墙试图蒙混过关，被拆穿后曾两度自杀。
但谁也没有料到，余倩会突然失踪。此后，部分债权人时常聚在一块商量对策，终无解决之道。其间，余曾发来短信称将来会还钱，之后其手机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派出所说，此案涉嫌诈骗且数额巨大，应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刑侦大队说，此案属于普通诈骗案件，归派出所管。而法院高额的诉讼费用让我们望而却步，何况，找不到余本人胜诉也于事无补。”程燕无奈地表示。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程燕等人都在强迫自己淡忘此事，自我安慰。
然而，2008年3月10日，有人看到余倩在南京某高档场所消费，转而告诉了余的债权人。
“这就是说，余倩要么有钱还债，要么还在继续行骗。”程燕说，这让余的债权人愤怒不已，想到近日一则网上通缉逼出恶意取款的人自首的报道，大家认为不妨一试。
于是，余倩的姓名、家庭地址，甚至整容经历等，都被一一上传到了网上。
面对如此详尽的资料，网友偶有对事件真实性和“通缉令”是否合法提出质疑，更多的声音则是对余的辱骂和不屑。
“侵权就侵权吧。”在记者提出可能会侵犯余隐私权时，程燕回应道：“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招了，我巴不得她跳出来说我侵权呢，这样我不就找到她了！”
“网络通缉令”迫使取款人投案自首
2008年1月23日，南京王小姐取款时遗忘了银行卡被盗走一万元。报案后，王小姐从警方那看到一陌生男子取款的监控录像。可二十多天的等待，案件毫无进展。
得知此事后，中华心理教育网和“西祠胡同”共同发出了“网络通缉令”，公布了陌生男子的肖像照片和取款过程，画面清晰。
此后，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2月25日，该陌生男子因经受不住巨大压力，投案自首。
对于结果，王小姐自然感到高兴，而是否赞同使用“网络通缉令”这一手段，王小姐显得有些不置可否。“‘网络通缉令’确实对我追回被盗款有所帮助，但‘通缉令’并不是我主动要求发的，如果有人也打算这么做的话，我会建议他要在合法的范围内实施。”
其实，在制作“网络通缉令”时，中华心理教育网的工作人员也是有些顾虑的。
“我们也考虑到法律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之前大量类似事例中确实也不乏借‘网络通缉令’恶意中伤他人的事，所以我们在制作前格外小心，咨询了法律顾问。”网站编辑武宁生告诉记者，“之前也有其他人要求我们做‘通缉令’，但因为提供的‘证据’不足等原因被拒绝了”。
在武宁生看来，“网络通缉令”是大路走不通走小路的无奈之举。“法律专家告诉了我们遇到纠纷时该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然而，因为一些部门的不作为，处理纠纷特别是债务纠纷时，当事人往往劳民伤财；而网络提供了一个普及面广泛的平台，可以达到便捷处理的效果。”
“通缉令”盛行于各个领域
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委员会委员于国富认为，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体，不受版面和严格审查的影响，在网络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发言和参与的机会，由此聚集了众多的网民。也出现一些人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放到网络上，利用其放大效应，促使网民参与其“追求正义”的活动。而网民往往认为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即便发言有误或过激，也不用为此承担责任，何况，法不责众。同时，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在法律无法“伸张正义”的时候，网民往往选择自发的“网络通缉”行为，进行民间声讨活动。
正是因为如此，近年来，“网络通缉令”才盛行。
从魔兽“铜须门”事件到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辱师事件，最近又发生了网友“通缉”色狼干爹、数码公司网上“通缉”骗子等事件，不管是涉及道德问题、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统统被列入了“通缉”的范畴。
“这是网络里的一场盛宴。”一位网友如此形容，被“通缉”者的信息非得被上传者或网友们挖掘到“妇孺皆知”的程度方才罢休，“全然不顾是否侵犯了被‘通缉’者的权利，甚至不顾事实的真伪”。
“网络通缉令”是否违法的争议还在延续
虽然“网络通缉令”比比皆是，但由此引发的诉讼却寥寥无几。而关于“网络通缉令”是否违法的争议，至今还在延续着。
“我不赞成‘网络通缉令’这一做法。”于国富说，“所有的‘网络通缉令’都是不严肃的，从法律上讲，相关国家强制机关才有权发出通缉令，并具有法律效力，而‘网络通缉令’会削弱和影响真正通缉令的权威性和震慑力；同时，大多数‘网络通缉令’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证据考证和逻辑推敲，善良的网民很容易被误导和利用，成为打击报复他人的帮凶”。
于国富指出，“网络通缉令”可能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等权利，一旦侵权成立，信息的上传者和一些自行设计刊登“网络通缉令”的网站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对于一些提供论坛、聊天室等网站服务商，如果他们明知用户在利用自己提供的服务传播违法的“网络通缉令”而不制止，则承担共同侵权法律责任；如果服务商不知情，可免责。
因此，诉讼少并不等于违法事实的不存在。面对互联网这一新鲜事物及其衍生的各类问题，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缺失，目前已有《全国人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秘书长谭华霖所说：“有一句名言称‘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狗在上网。所以，网络引起的社会关系，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现问题，不能简单地以网络立法滞后作为判断结论。基本的法律法规在网络关系中依然适用。”
这就又回到了现实中保护隐私权的问题。
“照片等有关个人隐私的信息，毫无疑问是被我国的法律所保护的，当然，这种保护力度目前还不够完善和彻底。我国目前的隐私权，只有当公布他人隐私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导致名誉下降时，才能作为一种侵犯名誉权的形式予以保护。”谭华霖说。
值得期待的是，目前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立法专家已经在考虑如何完善隐私权的问题，建议设立人格权编；侵权行为法中，网络这一特殊现象也正在被立法者所关注。
最后引用一名网友的话：“隐私权的立法完善固然重要，全民的重视才是根本。”
“网络通缉”不应游离于法外
于澄
在网络力量日益强大的今天，“网络通缉”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编织起一张法外之“网”，对现实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在网络的“江湖”里，不公和不平之事极易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一个行侠仗义的“网络通缉令”发出后，往往能迅速引起网民的关注，并在网络道义的激发下协助查找被“通缉”人。有专家指出，“网络通缉”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一条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传播和监督通道，有利于发挥中国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舆论监督作用，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然而，与公安机关等权力机关颁发的通缉令不同，“网络通缉”大多是网民和民间机构的一种自发行为，虽借用了“通缉”的形式，却不具有法律效力。
在网络的“江湖”里，人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虚拟世界的“执法者”，这种被夸大的力量正是“网络通缉”行为得以风靡的原因。然而，网民毕竟不是真正的“执法者”，没有制度性的权力，这使他们往往依赖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乃至人身攻击，以达到个人目的。“网络通缉”，往往使一个简单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它的力量，也因发起者的动机，以及参与网民的个人素质，而产生不同的影响。“网络通缉”行为，还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而行走在违法边缘。
因此，“网络通缉”绝非可以任意为之。因为，一旦网络力量试图干预现实生活，就必然面对现实社会的法律和秩序的制约，突破这一界限，“网络通缉”就演变成“网络暴力”。
所以，积极发挥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必须要对“网络通缉”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一方面，国家要对“网络通缉”行为进行立法管理，防止恶意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各大网站要加强信息管理，杜绝恶意的“网络通缉”信息通过自己的渠道传播。
而对于广大网民来说，加强自身的法律和道德意识，文明上网，才是利用网络发挥自身影响的根本之道。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