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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调查破题篇:法援破解流动者维权之痛 http://www.law-lib.com 2008-1-3
流动人口调查破题篇:法援破解流动者维权之痛
如今的张先法仍旧只能躺在床上，生活起居靠别人照顾，对于周围的一切他都茫然不觉。2005年3月16日，离乡背井从河南到北京打工的张先法因为一次工作中的意外，永远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对于他的结发妻子刘忠琴来说，在逐渐适应丈夫从家里的顶梁柱变为家中最大的生活负担前，她还要首先面对向丈夫的受雇单位讨要工伤赔偿的维权挑战。作为一名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农村妇女，刘忠琴的维权不过是到政府投诉和向单位苦苦哀求，换来的也不过是区区几万元的前期治疗费用。
在刘忠琴越来越接近绝望的时候，她找到了北京市的法律援助机构，找到了曾为数千名外来务工人员成功维权的黄乐平律师。在黄乐平带领的法律援助机构无偿的帮助下，张先法的案子经过在法院反复的立案、审理，终于在2007年4月作出一审判决，并于2007年9月作出终审判决。历经两年的艰苦诉讼，张先法要回了85万元的经济赔偿。拿到这份判决，刘忠琴失声痛哭，虽然丈夫残了，但法律援助却帮她找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道路和勇气。
据了解，像张先法这样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目前北京全市约有280万人，他们同时也是劳动权益最易受到侵害的群体。在北京全市约12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中，涉及农民工的案件就占到了70%。
2007年12月21日，在北京市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告诉记者，像张先法这样一起比较复杂的工伤案件，他作为专门办理工伤案件的专业律师，还因为取证而在劳动部门、鉴定机构、法院之间反反复复地跑来跑去，光一审法院就跑了三十多趟。案件进入诉讼阶段后，又因为诉讼理由、证据、诉讼主体等多种原因经历了几次撤诉或被驳回后的再行起诉，整个诉讼过程长达两年时间。“如此复杂的法律程序，对于那些在北京没有丝毫根基，又仅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的外地农民工来讲，几乎等于是天方夜谭。对于他们，如果没有法律援助的帮助，就意味着更加贫困和整个家庭的破败。”
为了帮助来京务工的农民工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北京市广泛开展了专门面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指导处处长许冷告诉记者，2003年初，北京市司法局就与市建委合作，建立了全国首家面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机构———“外地施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之后，北京的各官方和民间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2005年9月8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不仅开通了援助热线电话，还由专职的律师来指导和帮助农民工依法有效维权，取得了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官方的规范化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也在北京各区县纷纷建立，北京市区两级现已建立了19个规范化的法律援助中心，各街道、乡镇还依托当地司法所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并开通了19部专线咨询电话，组织律师等专业法律服务人员为外来工提供形式多样的援助活动。
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记者看到，宽敞的大厅内没有繁琐的装修，但是一排简单摆放着的咨询台前，却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寻求法律帮助的农民工们。他们急切地向咨询台后的各位律师诉说着自己遭遇的不公，律师们则一边耐心解答农民工们的法律问题，一边指导他们如何正确维护权利，对于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的，则帮他们填写好法律援助申请后，正式立案办理。
据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负责人佟丽华律师介绍，为了让更多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能够受到法律援助的帮助，他们在北京全市率先降低了受援的门槛。凡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申请援助的农民工，只要能够提供身份证明，能说明自己劳动权益受到损害的基本事实，无论他有没有书面证据，工作站都会受理并积极寻求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帮他们解决问题。
许冷告诉记者，丰台区开通的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其实是北京市近两年不断降低受援门槛，扩大受援范围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要能够确定农民工身份的，就不再审查其他条件，也不需要再提供经济困难证明。2007年8月，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还向各有关单位转发了司法局的这一《意见》，要求全市各有关部门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的农民工和工商赔偿农民工，简化程序，不再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许冷说，从现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情况来看，农民工法制观念淡薄还是他们维权难的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摆脱维权困境，北京的法律援助机构将在现有基础上建立更大规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宣传。同时吸纳更多的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经验丰富的律师加入，为农民工们提供更加专业，更加高质的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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