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检察日报
我国法学之繁盛，百年以来或曾有之，于今承平之日，民康物阜，人文日新，立言之才辈出，唯恨刊载嘉言宏论之刊物少也，岂嫌其多，《清华法学》遂娩出焉。
昔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子产以“吾以救世”报之，此一非一报，针锋相对，或为吾国法学之滥觞也。此后韩非、商鞅诸人，喜刑名之学，著书立说，倡言法治，法家遂兴。秦以法家之说兴国，灭六王，一统天下，然法家之说，司马谈谓之“刻薄寡恩”，以之为治，“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阿房一炬，雄朝瞬息兴灭，影响所及，法学让位于儒术，数千年来未尝翻身也。
梁任公云：“我国当春秋战国间，法理学之发达，臻于全盛，以欧洲十七世纪间之学说视我，其轩轾良未易言也。”然则春秋以降直至晚清之所谓法学，实为刑名法术之学；所谓法治，亦与源自英国之现代法治大异其趣，有橘枳之别。“吾国崇古念重，法治主义之学说，终为礼治主义之学说所征服。门户之见，恶乎储胥，并其精粹之义而悉吐蔑之。而一切法律之事业，悉委诸刀笔之吏，学士大夫莫肯从事，此所以不能发达者一也。又法家言，主张团体自身利益过甚，遂至蔑视团体员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而于助长社会发达，非可久适。其道不惬人心，虽靡旧说之反对，势故将敝。”商韩诸子之后，古时专治法学而卓然成家者，未见其人；晚清沈氏独步天下，开启后世法学之先河者，唯此公也。
我国民国时期之法制，取法欧陆日本兼酌英美，迅速成长，法学亦逞一时之盛，著作迭出，精良扎实者虽非恒河沙数，也大有可观。以著作论，《民国时期总书目》法律分册收书四千三百余种，尚有遗漏，此不过历三十八年之成就也，论文更不知凡几。然而１９４８年孙晓楼主编之《新法学》诞生时，杨兆龙先生撰文《〈新法学〉诞生的前夕——法学界的贫乏》一文犹自痛诋法学内容陈腐、研究范围狭窄、法律技术机械、法律见解的肤浅、适应及创造能力的薄弱，深责“法学者之自满、保守及与一般社会生活之隔离疏远、忽视法律学理的研究、不讲法律制度的功能；法律教育之落后；社会上一般人之不重法与轻视法学专家”。今人临而思之，揽镜自鉴，不可不自我激励与鞭策，奋起而有所致力焉。
法学者之使命，在促成法治之世，成保障自由之功，如希腊神话中阿尔克墨涅之女仆格兰西丝，以言破除生产女神厄勒堤亚之束缚与咒语，使阿尔克墨涅摆脱苦痛，诞出婴孩，虽自己受变形而无悔焉。此婴孩者，民主、自由、法制与人权之谓也。
法学文章，大多求其经世致用，非风花雪月，吟物抒情者可比。顾炎武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多一篇，多一篇之利矣。”方今之世，国家以“法治”相号召，法界同人，躬逢盛世，莫不自策骐骥，恐后争先。然而“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篇什虽多，创见却少；篇幅虽长，见解却浅。有鉴于此，本刊特以鼓励原创为宗旨，期待宇内贤士达人不吝以有创见、有深度之佳构见赐。
吾清华以厚德载物立世，行胜于言，《清华法学》亦必以谨严求实自律，不以媚俗欺世邀宠。本刊虽学林新株，不敢后人，意将有所为焉。编辑部同仁在此敬告：吾刊不以源流、地域、亲疏划界自囿，必以开放之姿态，预留佳圃，鹄首以待，静候天下之医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