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律师认为，指印在有实际手指作比对时是十分有用的，而犯罪现场的隐性指印则并不总是可靠的。对李昌钰博士而言，这一类争论总是不绝于耳。潜在的分析误差、不易察觉的偏见以及指印专家在比对隐性指印和嫌疑人指印时的失误都会在对证时引发争论。这些争论在一些情形下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当训练不足的鉴定人员执行检测时。但李博士非常认可那些由合格而诚实的鉴定人员所完成的指印鉴定的价值。若不是通过指印确定犯罪嫌疑人和将犯罪现场与个体相联系，很多案件可能至今都悬而未决。根据现场的指印证据可以在指印数据库中查询匹配的记录，很多棘手的案件因此得以侦破。所以，李博士可以很容易地证明指印鉴定的价值。
1984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New Haven)的商人安东尼·戈里诺( Anthony Golino)因被指控在1973年谋杀了康斯塔·彭妮·塞拉( Concetta Penney Serra)而被捕，这项指控部分地依据了他的离异妻子的陈述。与死者塞拉的A型血不同，犯罪现场的几件关键物品上都沾有O型血，但戈里诺没有被检测过血型，所以他被一直拘禁到审判前夜。检察官依据法院的要求进行了血液测试，该测试是由康涅狄格州法庭科学实验室的李昌钰和伊莱恩·帕格利亚诺完成的。测试结果显示嫌疑人的血型为A型。戈里诺没有在现场留下血液，也不是凶手。许多年过去了，彭尼的父亲约翰·塞拉( JohnSerra)从未放弃这个案件，他不断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启事，并不时地给检察官和警察打电话。他还请求李博士亲自接手这个案件。
该案的来龙去脉，李博士和他的同事们了解得比较详细。在一个潮湿的夏日，7月16日，纽黑文市区庙街停车场的一位雇员在午饭归来时发现了彭尼·塞拉的尸体，尸体在十楼的楼梯间底部台阶上。她是被刺死的，致命的一刀刺中了心脏。彭尼是一名牙科保健员，只有21岁。当天，她借了父亲的汽车别克伊莱克特拉225，并将其驶入停车场，而凶手显然是尾随入内的。她的尸体被发现时赤着脚，脚底沾满了泥土。
根据一条长达300英尺的血痕，侦察人员推断凶手可能在汽车旁边袭击了塞拉，因而汽车不规整地停在了八楼。凶手追逐她进入楼梯间直至十楼（不过，血清学分析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场景）。汽车也提供了一些潜在证据。在车门把手、油门踏板、车内地毯、方向盘轴、车内的纸巾和纸巾盒、驾驶员侧地板、内饰和外饰上都发现了血液。侦察人员根据前排座位上的钱包和一双鞋辨认出了受害人，并根据车牌找到了彭尼的父亲。在同一楼层，侦察人员还发现了一片沾有颜料的类似于机械工们使用的碎布，以及一个沾有血迹的信封。
在纽黑文市警察局首席侦察员尼古拉斯·帕斯托的指导下，侦察人员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在七楼发现了一串沾有血液的车钥匙和一块带有血迹的白色手绢，手绢上也沾有油漆状的颜料。在五楼还发现了另一条血痕。
侦察人员在纸巾盒和汽车内饰上提取到了指印。停车场的一位职员向警察提供了一张带有血迹的停车票，他说是从一个操有外国口音的男子那里接过来的，该男子的左手看起来受了伤。这位职员曾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但该男子表示拒绝，然后慌张地开车离开了。
几位证人曾看到一个留着黑色长发的很瘦的男子追逐一个类似被害人的年轻女子。他们在五楼、六楼和八楼出现过。一位证人记起当时女孩是赤着脚的。
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的血液显示出彭尼的A型血只存在于她被刺杀的地方。其他地方的都是O型血，这表明刺杀彭尼的凶手在攻击中受了伤，而正是他留下了血痕。但1973年时的血液分析水平不足以据此确定嫌疑人。
约翰·塞拉告诉警察说，袭击之后，他在车中发现了一张牙科的发票，来自一位阿尔巴尼亚移民。这张发票是在那天早晨他将车借给女儿之后出现的。然而，这位嫌疑人拥有不在现场的有力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不过，由于他也是0型血，所以他仍在嫌疑人之列。不过，彭尼在牙医诊所工作，所以有理由相信她拥有这些发票。
塞拉的前未婚夫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但是多年来他也一直是嫌疑人。在当时，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多年来，纽黑文市警察局将现场提取的指印与数以千计的存档指印卡片进行了比对，但都没能发现匹配。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个悬案。
1989年，该案的所有物证被重新提交到州法庭科学实验室进行鉴定。李昌钰博士和其他执法人员精心安排了一次犯罪重现。案情从七楼开始，凶手显然把车停在了那里。审阅的证据包括从彭尼车中找到的带有大拇指血印的纸巾盒、沾有血液和油漆的手绢、停车场上层发现的假发以及沾有血液的停车票。从血痕和车上提取的血液样本也被重新进行了测试。车钥匙遗失了，但是假发中保留了几根人的头发。调查组认定彭尼的血液出现在发现尸体的地方，而血痕的血液来自攻击者。根据血痕的位置，调查人员推测袭击者的左手受了伤，并在移动过程中不断滴血。他从九楼彭尼停车的地方开始追赶她，并在十楼的楼梯间里将她杀死，之后又回到了彭尼的车中。在车里，他从纸巾盒中抽出了一张纸巾来止血，并在盒子上留下了一个拇指印。他随后把纸巾盒扔在了驾驶员座位的后方。他把彭尼的车开到了八楼，停在一个斜坡上，然后返回了七楼自己的车中。在匆忙中，他把钥匙和手绢遗失在了现场，之后把车开出了车库，并在停车票上留下了血迹。从停车票的时间标记来看，他是紧随彭尼进入停车场的。
加强指印之后，调查人员可以使用一项在早期的调查中尚不存在的工具。隐性的指印图像经数字化后输入计算机，经过图像滤镜和灰度处理程序得到最清晰的图像。这些加强之后的影像可以通过高分辨率的显示器查看，也可以输入到自动指印识别系统进行搜索。然而，尽管使用了这项新技术，仍未发现吻合的指印。面对令人失望的结果，调查人员还是将拇指印保留在了系统中，期望凶手的指印最终会因为其他的事件而输入到系统中。李博士预计这个案件最终会得以侦破。然而不幸的是，三年之后，约翰·塞拉逝世，没有等到破案这一天的到来。
1999年，56岁的爱德华．R.格兰特( Edward R．Grant)因被指控谋杀彭尼·塞拉而被捕。之前，他的未婚妻曾指控他人身伤害（这项指控后来被撤销），因此他的指印被输入到了自动指印识别系统中。1997年，负责鉴定隐性指印的鉴定员克里斯托弗·格赖斯( Christopher Grice)再次将塞拉案中的指印证据输入到了自动指印识别系统中，发现在十二点比对条件下，格兰特的指印与塞拉车中纸巾盒上留下的血指印吻合。另外，两位证人的描述也与格兰特在1973年的外貌相符，而且他没有不在场的证据。DNA检测也确认了现场的手绢和塞拉车中纸巾上的血液属于格兰特。手绢上的油漆与格兰特工作的汽车修理厂所使用的油漆的化学成分相似。格兰特与彭尼完全不认识，彭尼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尽管格兰特的行凶动机不明（部分证据暗示他可能想偷车），但是法庭科学证据有力地证明了他的罪行。帕格利亚诺为1979年的血液配型技术以及案件之后血清学和DNA检测技术的进步提供专家证言。格赖斯对指印比对过程进行了描述。其他刑事专家也为案件中使用的新检测手段提供了专家证言。他们认为，如果格兰特不是凶手，那么，从车库的血痕和彭尼车中的物品上提取的血液属于他的概率为三亿分之一，而这仅仅是保守数据。
尽管格兰特的辩护律师试图对科学手段、证据链以及证据的保管环境提出质疑，但是在2002年5月28日，格兰特被判决有罪。他被判处20年监禁。
2008年1月，格兰特向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五位法官提起上诉，上诉的理由是警察局获取他的血液样本所使用的搜查令不具有正当性。他称这是以一种不正当的侵略性的方式搜查他的身体。他还称在车中发现的纸巾盒属于“可移动的证据”，其状况可能是他在一些与案件无关的环境中造成的。但当年的四月，法院还是维持了有罪判决。
这一案件彰显了指印证据在犯罪调查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调查伊始的观察、仔细检查犯罪现场和物证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这一案件可能永远都无法侦破。
摘自《犯罪密码：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6》P98-102页，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内容简介：本书是从李昌钰博士亲历的诸多案件中选择了几桩重大的刑事案件结集而成的。本书的重心是讲这几个案件的刑事鉴定工作，但与此相关的一些背景信息作者也予以介绍，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将这几个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也向读者予以展示。我们从该书中不但可以领略到作者在侦查方面的过人天资，是他让众多错综复杂的案件终于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也可以对美国刑事审判实录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对想要学习美国律师制度的读者也会有所助益。 从结构上，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讲发生在洛杉矶的“菲尔·斯佩克特案”，第二章讲发生在芝加哥的“布朗餐厅屠杀事件”，第三章讲发生在托莱多的“教堂圣器室谋杀案”，第四章讲发生在哈特福特市“警察枪击案”。作者对这些事件娓娓道来，重在探讨疑难案件中的侦查鉴定问题，但对相关的背景知识也不错过，读者读此书，也可以了解好莱坞的音乐产业、美国“禁酒时期”的黑帮犯罪、宗教信仰、种族冲突等问题。第五章讲“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大屠杀”，也即作者在欧洲东南部地区对几起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的经历，从中读者可以了解更多“种族清洗”和南斯拉夫的一些知识。 作者李昌钰博士是美国以精湛独到的刑事侦查与鉴识技术享誉国际，因屡破奇案而被新闻媒体冠上“当代福尔摩斯”、“物证鉴识大师”、“科学神探”与“现场之王”等封号在美国家喻户晓，也是各国争相聘请前往讲学的专家。迄今已获八百多个荣誉奖项，是一位从台湾走向全球的传奇人物。他侦办过的许多刑案，成为国际法庭科学界与警界的教学范例，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球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克林顿绯闻案等。作者有多本着作被翻译为中文，反响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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