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立法评价
《民法•亲属》婚娴章对婚娴制度的建构，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存吸纳欧陆国家先进婚娴立法理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改革。婚姻制度的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婚俗改革，并使婚俗改革得以在国家强制力的护佑下稳步进行。
(一)婚约制度的改革
存传统的婿约制度中，订立婚书、收授聘财，是婚约成立的核心要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于社会中人对包办婚娴和收授聘财的质疑与批判，《民法•亲属》便着手对婚约制度进行改革，即将婚约视为契约，收授聘财也不冉是婚约成立的核心要件。尽管《民法•亲属》回避了对聘财的规定，但却很难抑制婚俗生活中存在的收授聘礼的行为与习惯。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出现聘财纠纷，则须依民法关于赠与之规定予以处理。例如，民国二十一年院字第838号解释：“男女定婚后未及成婚而有一方死亡者，依从前律例同有不追财礼之明文，若以现行民法亲属编之规定，定婚男女无须聘财，纵使事实上付有财礼，亦只为一种赠与。纵得因赠与人或受赠人死亡而撤销赠与，请求返还赠与物。”这一解释可推定适用于解除婚约纠纷。然而，给付“聘礼与民法中一般意义的赠与显然有区别，完全按照赠与合同处理与习俗有较大冲突，很难为民众认可”。故有学者对婚约立法进行了评价：“夫我同民法适应世界潮流，立法新颖，因是赞扬，而对于社会流行之习俗，亦不宜概行漠视，因民法为人民日常生活之规则，距离人民生活过远，则非斯土断时之法律也。聘财不为婚约成屯之要件，固无可质疑，然社会仍风行聘财，应于解约时另加规定，使各得其平，亦有其必要。”[2]尽管如此，《民法•亲属》中的婚约立法，有助于凭借法律强制力推进婚约习俗的改革，使当事人自主缔结婚约、反对交纳聘财成为婚俗改革的方向。
(二)结婚制度的改革
《民法•亲属》中的结婚制度，具有改革与妥协相伴生的特征：既有对欧陆法结婿制度的移植，义有对我国传统结婚习俗的妥协。前者表现为对婚娴的无效与撤销制度的全盘吸纳，后者则表现为对早婚习俗的改革及对中表婚习俗的妥协。
1．对早婚习俗的改革
自近代以来，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就曾对早婚积习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基于“强种、强同、增进种族健康”之考虑，倡导改革早婚习俗。为此，《民法•亲属》第980条担负起改革早婚习俗的重任，明确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不得结婚。”该法定婚龄与传统法定婚龄相比，无疑有明显的提高。法定婚龄的提高，具有改革早婚习俗的昭示性；同时，也承载了提高国民素质、适当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
2．对中表婚习俗的妥协
《民法•亲属》关于禁婚亲的规定，既有对传统宗法制度的否定，又有对固有婚姻习俗的妥协。“按我旧律，凡属宗亲，皆在禁止之列，几无范围之可言，而对于外亲妻亲，则较宗亲为狭，悬殊已甚。今斟酌损益于中外法制之间，对我国向不禁止者，仍不禁止，例如，原则第3款但书表兄弟姊妹是也。”[1]然中表婚习俗，在我国积习日久，故《民法•亲属》第983条规定，表兄弟姊妹不在禁止结婚范围之内。该项规定，表现出对中表婚习俗的妥协。
3．对妾制的变通
妾制，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的一项身份等级制度。从传统嫁娶习俗看，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依礼，妾之身份低于妻，不得与夫齐体，故妾称夫为君，称妻为女君，事君与女君如事舅姑。”[2]民国时期，妾制遭到舆论的谴责，废除妾制成为主流观点。然而，如何废除妾制，立法上则有两种选择：一是明确禁止纳妾，纳妾须承担法律责任。二是不承认妾的亲属身份，通过回避妾制，间接否认纳妾行为。[3]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民法•亲属》采纳了第二种立法例。依1927年民国十六年法制局拟定亲属法草案的说明：“纳妾之制，不独违反社会正义，抑实危害家庭和平；衡以现代思潮及本党党义，应予废除，盖无疑义。故本案不设容认妾制之明文，以免一般社会妾疑此制可以久存或暂存。唯以明文禁止纳妾，似以宜俟诸单行法令，而不能仅仅假手于亲属法；缘废妾之律，为贯彻其目的起见，势不能不设置诸种关于纳妾之刑事制裁及行政处分故也。至于既存之妾及其子女，于废妾之单行法令未颁行以前，究居如何地位，则拟由法院斟酌社会情形，为之解释，以补律文暂时之阙。”《民法•亲属》在回避妾制之时，又通过第1123条第3项的设计，为妾安排了合适的身份——家属，从而对妾之身份予以变通。妾之亲属身份的享有，既保障了妾的生活来源，又顺应了纳妾的习俗；既剥夺了妾之准配偶的身份，又推进了一夫一妻制的实施。《民法•亲属》对妾制的变通，有助于促进妾制习俗的改革，并为最终消灭妾制奠定法制基础和观念基础。
(三)失妻人身关系改革
夫妻人身关系改革，主要表现为对欧陆法之立法例——配偶权制度的移植。其积极意义在于用配偶权取代传统的夫权，使夫妻人身关系效力立法呈现出男女平权的气息。
1．夫妻姓氏的约定
《民法•亲属》第1000条明确采纳了妻冠夫姓、赘夫冠妻姓的立法例。这一立法例，曾遭到学界的质疑：首先，质疑性别取向。在传统婚姻习俗中，聘娶婚为常态，入赘婚为例外。故妻冠夫姓、赘夫冠妻姓，无疑是貌似男女平等，实则是以男权为核心。其次，质疑冠姓意义。学者陈长蔚认为：“出嫁女子，应当编入夫之户籍，对外时可以单独使用本人姓名。入赘男子应编入妻之户籍，对外亦可单独使用本人姓名。”有学者对夫妻姓氏则持“无规定必要”之态度。因为法律已不限制“同姓为婚”，自无规定女性婚后姓氏的必要。至于子女的姓氏，无论随父还是随母，均是可行的，也无须特别加以规定。对冠姓的质疑，有助于改革中国婚姻领域的冠姓传统，并为夫妻独立姓氏的采用奠定了观念基础。至于《民法•亲属》所规定的“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不在此限”，则赋予了夫妻双方平等协商选择姓氏的权利，其立法意义在于倡导了夫妻双方平等处理婚姻事务的观念，有助于夫妻平权观念的确立。
2．家事代理权的确立
家事代理权，是配偶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权利夫妻平等享有，一方的权利就是对方的义务；反之亦然。《民法•亲属》第1003条之规定，赋予了夫妻平等的家事代理权，存提升女性家庭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夫妻间的平等。这与传统婚俗习惯相比——“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有着本质的区别，有助于女性财产权的享有与行使。
(四)夫妻财产关系改革
《民法•亲属》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界定，融合了男女平等精神，也保护了妻子的财产卡义。对女性财产权益了以充分的确认和保护，有助于夫妻关系的改革。
1．平等约定夫妻财产
在传统的婚姻家庭领域，妻子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因为女性尢继承的财产。“中同古代的法律在宗祧继承之下，根本否认妻有继承大财的权利，继承遗产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儿子或嗣子。在子未成年之前她只有行使管理权的资格。”[2]此外，女性无处分的财产。“妻虽负处理家事之责，但在财政方面，只是按时从夫处领得定额的家用，然后在一定的范同内支配这些资财而已。换言之，她只有行使权，并无自由处分权及所有权，她只在指定的范同内被授权代理而已，她得对夫负责，越权的处分除非经过追认，是无效的。”妻子不是财产权的主体，自然要对夫之人格予以依附；夫尊妻卑，也就自然成为夫妻关系的原则。《民法•亲属》第1004条关于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不仅保障了妻子的财产权，而且确立了夫妻平等的约定财产的权利；既提升了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又实现了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它超越了我国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习惯与定制，为我国夫妻财产关系的习俗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
2．平等保护特有财产
《民法•亲属》关于特有财产的规定，体现了夫妻别体主义的立法精神，即大妻双方平等地享有特有财产权，且对特有财产的归属可进行约定。特有财产的享有，有助于大妻双方独立意志的实现，有助于男女平等风尚的形成。
(五)离婚制度改革
《民法•亲属》关于离婚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专权离婚制度的修正；二是对离婚当事人个人权益的救济。
1．对专权离婚制度的修正
在传统离婚制度巾，男性享有专有离婚权，即“在中国古代离婚的四种模式中，出妻是典型的男子专权离婚。男性居于主体地位，女性则处于客体地位，且很难摆脱被出的境地。和离虽然相对温和，但实质上是男性弃妻，是出妻的变种。至于义绝和呈诉离婚，虽从形式上兼顾了男女两性，但实质上依然侧重对男性及男性家庭利益的维护”。《民法•亲属》关于两愿离婚的规定，赋予了夫妻双方平等的离婚权；关于判决离婚理由的规定，体现了“夫妻双方在主张离婚的原因上基本一致，不冈性别而存在差异，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离婚理由对大妻双方规定不一的做法(男方相对宽松而女方较为苛刻)，消除了对男女两性在性道德方面的双重标准”。夫妻平权离婚，有助于保障离婚自由，也有助于男性专权离婚习俗的改革。
2．对个人权益的救济
“从离婚后果上看，妻子可以取回属于自己的财产，经济利益受到保障。离婚后陷于生活困难的，只要对方有经济能力，应当给付赡养费。这些规定对女方权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为女性行使离婚权提供了物质保障。”当女性离婚后，其生活具有物质保障时，女性的离婚自由才能真正实现，男尊女卑的离婚习俗也才能得到荡涤。
摘自：王歌雅 著《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