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量刑基本理念的基本途径
(一)量刑一般化不能实现量刑的公正有效理念
量刑一般化即仅追求法律层面上的“同案同判”和量刑结果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量刑公正有效目标理念的。因为，仅追求法律层面上的“同案同判”和量刑结果的统一，纵然能实现法律的报应和满足社会的所谓正义要求，但也无法实现个案的实质公正，无暇满足对犯罪者“辩证施治”的要求和量刑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从实践来看，曾有人将某区域近5年内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分别被监禁与适用缓刑的罪犯作比较，结果发现，被监禁者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为两位数，而被适用缓刑、纳入社区矫治者的重新犯罪率接近于零。[1】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量刑公正有效的目标不可能通过所谓划一式的量刑一般化去实现：对所有的犯罪均判处缓刑显然不行，而对所有的犯罪都仅按法律规定“同案同判”更不可取。因此，量刑的目标理念需要量刑个别化去实现。具体表现
在，通过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报应，体现刑事责任实现的正义性；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预防，体现刑事责任实现的功利性；通过对刑法人道(如对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人性关怀(如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的从宽)和人权保障(如刑期折抵)等问题的兼顾，体现刑事责任实现的公正性。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刘家琛针对如何正确适用刑罚问题指出：如何正确适用刑罚，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有个价值取向。在适用刑罚种类时，存在运用刑罚手段单一的倾向，往往比较注重使用监禁刑，而忽视运用多种非监禁刑罚。其结果，不仅违反了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法院刑事判决公正性的评价，也加大了改造罪犯的成本和难度，使再犯等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潜在增长，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0[’]如此观点，虽然是强调罪刑相适应，但
也在一定范围内折射了量刑应当个别化，也即针对不同犯罪人情况适用不同刑罚手段。
(二)量刑目标理念需有量刑个别化的践行路径
在当前理论和实践中，“同案同判”被视为量刑均衡的基本表现。然而，这实际上只是量刑均衡的形式化表现，在实质上，量刑均衡不能表现为绝对的“同案同判”，而应表现为基于“同案同判”的量刑基准的量刑个别化。申言之，量刑个别化下的“同案同判”才是量刑目标理念的基本实现方式。
从形式上看，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当的案件间，它们的判决结果应当是相当的。量刑平衡是刑事司法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人们主观设定的一种标准。如果说量刑达到了平衡，也只是处于一种动态形式。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旧的不平衡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问题。这样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刑事司法不存在绝对的量刑平衡，只能是追求这一目标，使量刑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平衡o[0]
然而，在司法活动中由于受各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制约，总会产生量刑偏差。应该说，量刑偏差是世界各国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我国，量刑偏差问题同样存在，这里首先有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定罪问题往往受到重视，而量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没有把量刑适当提到与定罪准确同样重要的地位0[0]按照德国耶赛克和魏根特教授的观点，鉴于根据模糊的法律规定为量刑之法官为数众多这一事实，发生于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的类似的犯罪案件被科处不同的刑罚，并非就违背了量刑均衡即“同案同判”的原理。认为，在德国，较旧的和较新的经验研究表明，量刑决定确实存在着地区间的和个体上的巨大差异。例如，在1985年至1986年，对于情节严重且有前科的盗窃犯罪人，一个州的法院科处7．9％的绝对自由刑，而相邻的另一个州的法院科处56％的绝对自由刑。此等巨大的差异在过去被认为不仅是与公正性相矛盾的，而且引起人们对法律关于同等对待的要求的怀疑；但在现在，在人们理性地审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后，对这个严厉程度的地区差异也就看得不那么重了。这个原因如：相应的犯罪行为在不同的法院管辖区发生的频率是不同的，基于一般预防的考虑可允许这个地区差异；法官的独立性价值决定了这个差异存在的客观性；与行为人有关的制裁的个别化的价值决定了这个差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是法律和公正所要求的D[1]这样，对罪质相同、情节相同犯罪的量刑，因地因时不同而存在，并非轻重悬殊过大的一定差异是无可非议的；那种主张在全国范围内量刑必须统一的观点并不可取o【0]
因此，作为量刑均衡突出表现的“同案同判”，不应是绝对的。基于可接受或应当存在的量刑不均的以上理由，笔者主张坚持量刑个别化下的“同案同判”。这种“同案同判”应当是一种量刑均衡的理性表现。具体包括如下几个基本内容：一是允许基于必要的一般预防而在时空上表现出的量刑差异。虽然量刑不宜过于重视一般预防的需要，但因不同时空发生的犯罪的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大小而必然(也应当)在量刑上得到体现，并表现出必要的差别。特别是，我国的地域辽阔及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客观地决定了“同案”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基于这些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量刑，不仅没有违背量刑公正有效的终极目标，而且恰恰是量刑个别化的要求和表现。二是允许基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而带来的量刑差异。显然，量刑不是为了量刑而量刑，量刑是为了解决犯罪和犯罪人的问题的，是为了报应已然之罪并预防未然之罪和教育改造犯罪人。因此，量刑除了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以外，还要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方面的事实相适应。这就决定了，具有相同社会危害性和相同人身危险性等的量刑应当相当；而具有相同社会危害性和不同人身危险性、具有不同社会危害性和相同人身危险性、具有不同社会危害性和不同人身危险性等的量刑都应当存在差异。从现实来看，仅基于相同(近)社会危害性的量刑是存在的，但同时基于相同社会危害性和相同人身危险性的量刑，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所谓的“同案同判”，只是存在于对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即定罪并确定相应量刑基准——应适用的法定刑)的层面；另一方面，同时基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方面的事实的“同案同判”，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这种既表现为“同案同判”的量刑基准，又表现为“同案异判”的量刑结果的所谓量刑均衡，不妨称之为量刑个别化下的量刑均衡。
摘自：石经海著《量刑个别化的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