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狱宜速
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在程序方面还要求听狱宜速，注重审判效率。
北魏孝文帝多次下诏，“勿使有留狱久囚”。④太和十一年(487年)冬，特下诏说：“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又岁既不登，民多饥窘，轻系之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奸。”⑤孝文帝的这一慎刑措施，有利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的审判公正问题。
金世宗也要求提高审判效率，“勿使滞留”。他认为，当时的审判效率太低，主要原因是公文往返，“妄生情见”，互相扯皮，以至“法有程限而辄违之”。他要求轻重案件各依期限结案，不得滞留，有疑问的立即奏闻。同时，他还要求司法、审判官吏“尽心”理狱，“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是非”，以“为民伸冤滞”。
宋代朱熹的执法、司法“以严为本”的思想反映到诉讼程序问题上，就
是要求提高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即“明谨用刑而不留狱”。他认为，当时审判效率极低。案件不论大小，稍有疑虑，就逐级上报审批。“奏案一上，动涉年岁”，有的小案，“罪状明白，初无可疑，而凡经二年有半”，这样自然就影响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正。为此，他建议中央设置专门机构，“严立程限”，把各地案件“依先后资次，排日结绝”，使“轻者早得决遣释放，重者不至仓卒枉滥”。
元代的张养浩要求司法、审判官吏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及责任心。“民之有讼，如己有讼，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缧绁如己在缧绁，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如己疾苦也。”①因此，他提出一条便民、利民的快速收案、审案之经验——“待问者勿停留”：“昔尝使外，所过州县，待问者云集乎门，每病焉，乃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公，不浃锂则讼庭阒然矣。”②
从司法公正、审判公平的角度考虑，元代的苏天爵建议在审判方面“差官录囚”，宽释疑狱。首先，在对重囚的处理上，他主张半年一次由廉访司审录，反对三年一次由五府官处决。他说：“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处决，诚恐狱囚繁伙，愈见淹延。”①苏天爵认为“三年一次遣官审理”本来是为了解决淹滞案件，但由于每次之间相隔时间太长，如果任何案件都要等到期限到来时才处理，反而会造成刑狱淹延。因此这种制度“既不得人，徒增烦扰”，建议“并合住罢”。其次，他分析了造成刑狱淹滞的原因。苏天爵认为：“郡县官吏贪法苟县，通知法律者少，夫既不能详情审问，又复不肯追勘结解。”②地方推问官不精通法律，没有能力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又不肯尽职尽责，深入调查研究以获取证据。而且这些官吏害怕所定罪名有错，不敢将案上报上司处理，从而形成滞获。再次，苏天爵指出了刑狱淹滞导致的结果，认为如果案件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必然导致“囚徒日益以众，文移日益以繁”，而给监狱和推问衙门带来压力。囚徒增多，就必须增加囚粮囚衣，增加国库支出。如果案件确难结案，就会延长罪囚在禁月日。罪囚在禁太久，就有可能“别生事端”，越狱逃跑，再次危害社会。罪囚在禁日久，又不能“明正典刑”，就有可能使罪囚冤滥死损于狱中，“何以为奸恶之劝乎?”④概而言之，刑狱淹滞，“有伤圣明仁厚之至化，以致雨阳连年之失时”。⑤最后，苏天爵请示差官录囚，呼吁尽快“精选能晓刑名官员，先将各省见系罪囚多处，一一审录。比及立春，使罪状明白者，各正其罪；情况疑似者，悉与辨明”，⑥以使“冤抑淹延”的审件，得到“宽释”、合理的解决。
王夫之从“宽以养民”的思想出发，主张及时结案“不留狱”，反对秋冬
行刑制度。他说：“旅之象日：‘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离，明也，艮，止也；明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于无已，则留狱经岁，动天地而其害烈
矣。”⑦王夫之通过解释《周易·旅卦》象为“离，明也，艮，止也”，论证了案件全面察明、应迅速结案的道理，若一味追求“明慎”就会导致“留狱”。如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一章之狱，连逮证佐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奔走会狱，所问者几千余万人。呜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缘其始。固欲求明慎也”。这种“明慎”，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受害人本可安居休息，却因案件长期不得结案，受传呼之扰，供办案饮食费用，对此“明慎”十分恐惧。所以王夫之认为“明慎”留狱反不如不明慎为好。①王夫之认为“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也是最严重的“留狱”，贪官污吏借此用笞杖相逼以求贿。因此，他主张因时因地及时赏罚。
明律对审理案件的期限并无严格规定，往往“罪无轻重，辄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而“奸吏悍卒往往猗狱为市”。③这与司法、审判的公正要求自然不符。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的审级和案件管辖区分太细也有直接关系。多官会审、热审、朝审、大审、遣官市录、三法司会审等录囚复审制度虽然是为了防止冤抑和滞狱而设立的，但层次越多，程序越细，时间就越长，反而加重了“久讼不决”的状况。如何及时结案不留狱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朱元璋对此有所觉察。洪武六年(1373年)，“命府州县，轻重狱囚即依律断决，不须转发”。④后因府州县权力过大，致使冤案丛生，草菅人命，故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重新规定：“凡民有犯笞杖罪者，肥自决，具实以闻。犯徒流罪者，县拟其罪申州若府，以达布政司定拟。其犯有死罪者，县拟其罪申州若府，以布政司达刑部定拟。或准工赎罪，或奏闻遣官审决。凡诸狱令，当详审，按律决遣，毋得淹禁。”⑤这样虽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淹留滞讼现象仍普遍存在。
嘉靖年间，兵部尚书汪铉认为会审是造成滞讼的主要原因。⑥而给事中侯廷柱却认为原因是司法、审判官吏的“听断不速”：“今一人系狱，动至破家。在歇家，有保领之例；在守门，有门禁之扰；在皂卒，有杖头之钱；在库役，有掌柜之号。此其弊端皆由于听断不速。”①丘浚则指出，“凡士之治狱者，皆有其期，以地之远近为之差。在期内者则听而治之，出于期之外则不听”。这里的“期”，类似于现代的诉讼时效规定。“盖民有急剧之患，速达则受患不深，而论佐易见，连逮不多。苟延递岁月，则必有为之委曲掩蔽而负累及人多矣。”这是从司法角度主张及时立案、审理。“世有不逞之徒，往往摭拾人家数十年前之事以兴词讼，而司政典狱者不以为非而反因之而入人之罪，自以为能，昧于周官期外不听之旨也。”②认为不依时效、追究既往，易导致冤滥。可见，明代的臣吏提倡“听狱宜速”，反对“留狱滞讼”的思想，旨在防止“良善被诬、奸邪侥幸”。其主张不外是加强会审录囚，及时清理狱讼，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审判公正。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有个别学者提出了确定诉讼时效的观点，流露出司法独立、依法办案的意识，相当可贵。但可惜未能被重视和进一步论证。
金代的完颜雍强调决狱必须按照法定程限。大定十七年(1177年)，他问宰臣：“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参知政事移刺道对日：“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他斥责道：“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弛慢也。”罢朝后，他批送尚书省，指出：“凡法寺断重轻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但以卿等所见不一至于再三批送，其议定奏者书奏牍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滞留，自今当复尔。”大定二十二年完颜雍又对宰臣说：“凡尚书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断便可闻奏，如乌古论公说事，近取观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断，再送司直披详，又送阖寺参详，反复三次，妄生情见，不得结绝。朕以国政不宜滞留，昨虽灸艾六百炷，未尝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阖寺披详，苟有情见即具以闻，毋使滞留也。”③
西谚有云：迟来的正义为不正义。实中外皆然。
摘自：罗昶著《伦理司法:中国古代司法的观念与制度/中国司法研究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