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理
罗纳德·科斯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市场无需任何干预，也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的外部性水平。@在噪声问题中，科斯认为，如果居民和航空公司可以以零成本获得所有信息，并且他们相互协商的成本也为零，那么无论谁拥有制造噪声的权利，市场最终的静音单位是40个。
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且产权清晰，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场可以产生外部性的社会最优水平。这与产权归属无关，我们也得到社会最优数量。
在机场噪声的问题中，无论航空公司还是居民拥有噪声产权，最终都可以实现噪声的社会最优水平。
1．航空公司拥有噪声权
假设航空公司有权制造噪声。我们首先会想到，航空公司忽视居民对静音的需求，制造100个单位噪声。如图7—1(a)，上述情况对应的是数轴上的原点，即静音单位为零。但是，为了得到前40个静音单位，居民愿意支付的成本是区域A+B；而对航空公司而言，制造这些噪声的收益是区域B。
假设凯恩是航空公司(同时也意味着所有的旅客)代表，简是居民代表。为了减少40个航班，简愿意向凯恩支付相当于区域B的金额，这完全可以补偿放弃航班的旅客失去的剩余。区域A表示居民获得的剩余。
但是，如果凯恩是一位谈判高手，他坚持让简支付B部分和A的一部分，否则放弃航班就免谈。这样一来，情况会怎样呢?只要凯恩和简能达成一致，剩余A如何分配，就无关紧要了。居民必须保留A，否则他们不会同意。航空公司(旅客)至少要得到曰，否则他们将不愿意放弃航班。以上两项均可通过分配A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假设凯恩和简可以达成一致。
可以看出，居民不可能说服航空公司放弃剩余的60个航班。如果要取消剩余的60个航班，航空公司要求的数额(区域c+D)超过了居民愿意支付范围(区域c)。因此，取消40个航班之后，在余下航班的取消问题，凯恩和简不可能再达成一致。
2．居民拥有噪声权
现在，假设在飞机飞行期间，居民拥有制造噪声的权利。他们会坚持保持噪声为零么?假设他们会，这时的静音单位是100。为了获得60个噪声单位，航空公司愿意支付给居民区域c+D；而允许这些噪声单位，居民只要区域c即可。区域D表示，航空公司和居民双方达成一致后，双方整体的福利改善水平。我们假设，凯恩和简一致同意运营60个航班。
剩余的40个航班怎么办呢?为了运营余下的40个航班，航空公司愿意支付区域B，但是居民要求航空公司支付A+B。显然，凯恩不可能成功地买到余下40个航班的噪声权。
无论航线的噪声权归谁，我们都能得到40个静音单位和60个噪声单位。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且一方拥有噪声产权，就能得到社会最优方案。一般来说，交易达成之后，拥有产权一方获得的金钱更多。但是在科斯定理中，不涉及公平的概念，我们只考虑实现外部性的最优水平。
科斯定理不涉及有关公平的问题。在外部性问题中，增加有关公平的讨论，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有价值的结论。如果我有一个邻居，他喜欢在周末从事木工工作，而我却喜欢安静的环境，那么为什么我对安静环境的权利会比他追求爱好的权利更重要呢?科斯并没有为双方都进行考虑，他仅仅指出，如果静音对我的重要性比噪声对他的重要性大，那么无论谁拥有制造噪声的产权，最终的结果都是静音。
一般来说，拥有产权的一方最终往往会拥有更多的金钱。
3．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怎么办?
交易成本等于零，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个概念很难定义(通常没有必要定义)，但是我们根据上下文能够理解它的意思。在机场的问题中，交易成本等于零，表示航空公司和居民代表无须花费资源，便可以了解每位居民和旅客对“安静”的需求，他们能够根据居民或旅客对边际噪声或静音的评价，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并且双在不造成剩余侵蚀的情况下，能够达成一致。
交易成本是实际发生的费用，但是它与生产成本不同。生产成本的作用是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效用(或者说是减少其不利的一面)；交易成本是侵蚀剩余的资源支出。运营飞机的成本属于生产成本，因为飞机能够提高飞行的效用。安装消声器可以减少噪声，也降低了居民的无效。因而，这些都属于生产成本。
在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中，交易成本通常是指信息搜集费用。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肯定要先了解情况。搜集信息的费用，不会提高飞行效用，也不会降低噪声的负面影响。这部分费用由双方互惠协议产生的剩余支付。
在善意独裁者给的解决方案中，其结果也等同于没有交易成本。善意独裁者知道公共品或者外部性问题中涉及的各方的需求价格，所以他知道什么是社会最优方案，并且能够无成本地募集资金以达成最终协议。
如果交易成本等于零，最优解中的所有剩余都能实现。实际上，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每种方案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因此，产生的剩余会比最好情况下少。一般来说，我们必须找出能够产生最好结果的方案。
我们回到专利权的讨论上来。研发支出可以产生剩余，但大部分剩余被专利权方案消耗了。换句话说，该方案的交易成本很高，甚至可能会超过研发成本本身。然而，我们知道，在现有条件下，专利制度可能仍是最优的可行方案。
(1)政府决策
如果交易成本不等于零，我们能找到最优解吗?科斯定理认为，如果某些群体可以代表受外部性影响的各方，我们就可能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在这里，发挥政府的作用，非常有帮助。
航空公司可以代表旅客参加谈判，大家知道，航空公司的其中一项业务就是估算旅客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居民要和航空公司谈判，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而且每位居民都有激励“搭便车”——享受噪声降低带来的收益，而不愿意支付谈判成本。所以，要把居民组织起来很难。
在实际操作中，政治人物可以代表选民与航空公司谈噪声问题。如果政治家们的选民既包括机场附近的居民，也包括乘坐航班的旅客，那么他们可以很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假设旅客数量和居民关注的焦点，与选票挂钩；这样，我们可能获得与最优结果近似的方案。
公共决策的其他例子也很多。如果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千年杉树不被砍伐，尽管他们平时不会看这些树一眼，但是如果民众的愿望足够强烈，联邦政府会出高价(高于伐木公司的价格)购买杉树的产权。另外，如果大多数美国人想拯救秃鹰，政府将出台法规限制杀虫剂的使用，并设法改善秃鹰的居住环境。除非减少杀虫剂产生了负面效应(例如，食物成本提高，蚊子肆虐，大家无法进行野餐)，否则“管制性”方案带来有效结果的可能性不大。
在有关烟花和创新的讨论中，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政府的方案是社会最优。如果是，那也纯属偶然。现实问题是，政府强制实施方案产生的剩余，是否比存在外部性的不完全自由市场多?
(2)垂直一体化
科斯解释了市场上的一些“垂直一体化”现象。垂直一体化是指，生产者购买投入品，并将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噪声是在飞机起飞和降落时产生的。简单来说，如果机场的股东拥有噪声影响的产权，我们很容易得出最优噪声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机场把旅客的噪声收益和居民的成本内部化了。如此，对居民的影响体现在财产价值上：噪声越多，愿意在机场附近买房的居民越少，反之亦然。
假设跑道周围的土地归机场所有。请考虑以下三点选择：(1)不建房屋；(2)建造房屋，但保持100个噪声单位；(3)建造房屋，但把噪声单位限制在40。为简化问题，假设有一个一期模型。并且，我们假设机场是旅客理想的代理人，因此，机场会充分考虑旅客的剩余。
(2)比(1)有优势，因为机场可以把产权卖给受噪声影响最小的人。但是场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机场在附近建造房屋，并将噪声限制在40个单位，如图7—1(a所示，买房人愿意额外支付A+B的费用。由于这部分费用大于旅客剩余(区域B)，所以机场有激励限制噪声。
(3)契约方案
我们经常会发现，如果外部性问题规模较小，则可以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在这里，我们还是举一个盖房子的例子。假设某君在一块地上盖了一片房子，购买者必须遵守这里的规定；如买房者不能在这里增加额外的设施，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同意，也不能粉刷墙壁(假设业主委员会反对把房屋刷成粉色和酸橙色条纹等夸张行为)。利用这些规定，既保持了社区的整体面貌，又不会产生损害他人财产的行为。
契约同时也可能包含“搭售”条款。除了购买房屋之外，业主还要购买房屋的维护服务。业主要按月向委员会缴纳服务费。这样一来，所有的草坪和墙院都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每周剪草和扫落叶次数限制在一到两次，即每周受剪草机和吹叶机噪声影响次数限制在一到两次(周末休息)。社区居民还可能要求每周收取一次垃圾。做了上述工作之后，社区的视觉和噪声外部性得到了控制。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如通过合作机构购买公寓。这里，购买者购买某建筑物的股权，该股权赋予他麦迪逊大街20层2001公寓的排他权。同时，作为合同的一部分，购买者同意购买其他服务，包括喷射消毒水、公共区域清洁费等。另外，购买者还要同意，不经委员会批准，不准出售自己的股权。这样看来，经常开通宵派对的摇滚明星，或者经常需要吊嗓子的歌剧明星，无缘住在这里了。
当然，歌剧明星可以通过购买第八大道第19层公寓，同时购买第18层和第20层用于租赁，来解决他的外部性问题。这样，他就有激励制订一个练歌计划，以使练歌和公寓出租之间的联合价值最大化。如果承租人知道他是一位歌剧明星，并且他也愿意用合同的形式，限制自己的练歌时间，比如说，仅限于工作日的白天。如此，他可以找到愿意支付市场价的房客，因为这类房客工作日都在外面工作。
摘自：(美)伊波利托著《给精英律师的12堂经济学课/律师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