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法家与孟子
对于先秦法家，历史上常见一种笼统地定义，称之为“管商申韩”，或者至少也是将管商并列，如曹魏时代的刘邵所说的：“建法立制，富国强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人物志·业流篇》)其实，整个先秦的法家也像先秦的儒家和道家一样有很大的不同，儒家至少有“孔仁孟义”之别，道家至少有“老子重道德”与“庄子重逍遥”之异，法家之不同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商或管、商申韩所处的时代不同，一是春秋五霸时期，一是战国七雄时期，两个时代中的法家人物相差约300年；第二，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感受的文化和形成的精神品质不同，管(晏子)所处的齐国是在“天下”的中东部，是周开国天子重臣的封地，有太公和周公的遗风，法儒互补共同形成主流性质的齐鲁文化，而战国时代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这些人仕君变法的楚、晋和秦都是中原的“边缘”之地，习染夷狄之风日重，异化而与诸夏“礼乐”日远，史有“秦穆公偏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史记·齐太公世家》)谓；而秦与齐在文化礼俗上的差别也同样，信陵君对魏王评论秦国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史记·魏世家》)与秦比邻的晋亦复如此，有“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异化于诸夏的“礼乐”之托辞。根据“礼辨夷夏”的“春秋大义”，这些地方的法家当属与“兼重礼法”的齐法家不同的类型，属于杂染于夷狄风气的法家。第三，这些战国时代的法家其“法治”理念偏于工具理性，而疏于对“法治”理念中应有的价值理性的阐扬，与春秋时代的齐法家有鲜明的对比。加之，晋国连贯“春秋五霸”与三家分晋后的“战国七雄”，战国时代的法家又多与三晋有历史或法制思想方面的联系，故以“三晋法家”特称战国时代的法家，以与春秋时代的齐法家作一比较。
与春秋时代的齐法家不同，战国时代的法家所关心的重点已经从“尊王攘夷”以维护周天子“礼乐”制度转向扫平诸侯、独霸天下的权势本位主义，所以，战国时代以“三晋”为代表的法家完全走向了极端工具理性的法制传统。“三晋法家”的开山人物应该是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在“三晋法家”系统中，他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及：一、他是儒法互补的齐鲁文化向“三晋法家”极端工具理性传统转化的关键人物。冯友兰先生怀疑“李悝或李克这个人大概是从儒家分裂出来而成为法家的人。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讲儒家的道理，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列为儒家的《李克》七篇。可是他的著作大部分讲的是法家思想，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列入法家的《李子》三十二篇。”(《三松堂全集》，冯友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八卷，第219页。)张岱年先生也以“齐法家”与“三晋法家”区别先秦法家中的两个大类，其立论根据也在于齐法家与鲁儒家“和而不同”可以互补，而“三晋法家”排斥儒家、只在法家一个体系里“同而不和”(“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主要不同之点，是立论比较全面，即强调法制，也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避免了商韩忽视文教的缺点。”见于《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八卷，第170页。)，分解成“法、术、势”三类工具理性法家，其中的转折性人物就是李悝。二、李悝辅佐魏文侯、武侯进行政治改革，在法制建设上有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如他兼采各诸侯国已有的成文法制成《法经》，所谓“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晋书·刑法志》)，名其为“经”者，意指囊括了当时刑法各方面的内容而成为一种“法典”。要是按照近代学者章太炎“著书定律为法家”(《检论·原法》)的说法，李悝又该被称为中国法家的“祖师爷’’了。三、与秦政制的关系。李悝编纂的《法经》后来被商鞅带往秦国，秦律的精神和条款多是从《法经》脱胎而成。所以“三晋法家”与秦法家是有深厚渊源的。
李悝所编纂的《法经》现已不存，史家仅知桓谭的《新论》中有关于《法经》内容的简述以及《晋书·刑法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惜乎《新论》已亡佚，桓谭介绍《法经》的一条保留在明人董说的《七国考》之中，今人所讨论的有关《法经》的内容主要参考的依据就是《七国考》。其他与变法和“法治”相关的思想也散见于《史记》、《汉书》和《说苑》等著作中。
在魏所施行的变法中，李悝确立了一条基本的政治和法律原则，即“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具体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是“废沟洫”、“尽地力”、“善平籴”三项，分别为魏国的土地私有制、耕作制度以及粮食交易制度制定了法规，颇看重政府的粮食政策在整个农业经济社会中的核心作用：所谓“籴甚贵伤民(非农业人口)，甚贱伤
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上)照司马迁看，李悝的这种变法思想和政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富国强兵”从“尊王攘夷”的手段变成了诸侯争霸称雄的目的，因此，东周的历史从春秋进入了战国时代：“魏国李克(当为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史记·平准书》)
而李悝所编纂的《法经》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律疏议》记载，李悝“造《法经》六篇，即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其中“盗”是侵犯财产罪，“贼”是人身伤害和危害社会罪，“囚”是断狱的法规，“捕”是捕亡的法规，“杂”是维系等级制度的规定，“具”是量刑方面的规定。所以，总体上讲，《法经》已经基本囊括了近代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典的主要内容。《晋书·刑法志》说“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基本上都是参照李悝的《法经》损益而成的。我们常说的中国政治制度历史是“汉承秦制”或“阳儒阴法”，其重要的源头就是李悝和他
的《法经》。
慎到(约公元前395～约前315年)是战国中期赵国的人，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过学，有盛名，得齐宣王的礼遇。由于稷下学宫是个兼容并包的学术机构，慎到与道家有一定的关系，正如李悝与儒家有一定的关系，他是从道家转变为三晋法家中的重要人物。冯友兰先生判断说：“慎到就是一个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思想
家。《慎子》这部书就是道家思想向法家转化的一个例证，其中有许多转化的痕迹。”(《三松堂全集》，冯友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八卷，第416页。)近代经学家王先谦在《苟子集解·修身》篇中言称慎到“其术本黄老，归刑名，先申韩，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这既表明他是申韩的先驱又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有某种渊源，而《汉书·艺文志》则直接将他与商鞅和
韩非并列。
慎到虽然是稷下先生，但是其“法治”思想与儒家的“德治”和齐法家的“任贤”完全相反。他从权威主义的立场出发夸大势的作用并贬低贤的道德价值：“贤人而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不仅如此，他还将法律的工具理性与道德的价值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即“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韩非子·难势篇》)，其结论自然就是“贤势不相容”。对于传统的宗法制中的“人治”观念，他提出了法律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如“官不私亲，法不遗爱”(《慎子·君臣》)，“事断于法，”(《慎子·君人》)即将法视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在君臣职责关系方面，慎到的“无为”思想则是对儒道两家的损益，他提出“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民杂》)这就是法家主张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道理，它不同于儒家之“无为”，因为儒者的“无为”是强调“德治”的有为，而轻视“法治”的有为，是孔子所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当然，也不同于道家的“出世”而“法自然”的“无为”，其“无为”是建立在法律权威被设想为“无所不为”之上的。
三晋法家中的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晚于李悝百年，是慎到和商鞅同辈的法家。申不害本是郑国人，后郑为韩所灭，而申不害虽“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与慎到一样，他也有道家的渊源，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吸取道家工具技巧将其运用于政治，发展出重“术”的工具理性“法治”思想。他的著作《申子》原有二篇，现仅存于《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大体篇》中。
与齐法家相同的是，他也承认“法治”在国家政治中的核心作用：“尧之为治也，盖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太平御览》六三八引)，其中最关键的是“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这些话完全就是《管子·任法》中的“法治”思想，即国君的政治要靠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靠人的智谋；靠依法制定的政策，而不能靠臣下的议论。其逻辑与他重点讨论的重“术”之“法”是不大协调的。或许，这仅仅是他用春秋霸主——齐国的“法治”业绩游说韩昭侯的缘饰。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申不害的“法治”思想是对法“术”的工具理性阐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摘自：唐晋著《领导干部大讲堂(法治卷1)》
